武道釋義

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

道常無名朴。
雖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

道本無常形﹐乃截拳道之精要所在。截拳道輕形式﹐重真理之探索。道常無名朴﹐遂李小龍認為截拳道包羅萬象﹐而不被萬象所包羅。

從<<武道釋義>>中的道家俠士圖﹐到<<龍爭虎鬥>>開首跟董瑋上的一堂道家哲學課﹐李小龍仿彿成了二十世紀道家最有說服力的發言人。戲中的李小龍跟董瑋比劃後﹐武學宗師形而上的提問方式令小徒弟大惑不解。武學之道﹐在乎心領神會﹐像指向月光的手指﹐過分注視手指就會錯過月之光華(Don't concentrate on the finger or you will miss that heavenly glory)。

候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李小龍終其一生﹐不斷強調認識自己的重要性。欲認識自我﹐就促使人去領悟自我﹐發現自我﹐表達自我。要有淘空杯子方能再行注滿的勇氣﹐猶化世俗瘴習於禪定。能達虛空之境﹐有容乃大﹐則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

"You have to be a light to yourself in a world that's utterly becoming dark."
- Jiddu Krishnamurti

李小龍的體魄超乎常人﹐全靠極為自律的生活習慣。一九七零年的某天﹐李小龍如常鍛練身體時﹐疑舉重前未作足夠熱身﹐結果背部嚴重受傷入院。病榻六個月﹐對任何一個好動活躍的人來說﹐肯定比坐牢還要痛苦。然而肉身受困﹐精神卻是無拘無束的﹐李小龍明白到﹐自己墮進人生的幽暗低谷﹐四處群鴉亂舞﹐要擺脫逆境﹐唯有自強不息。臥床期間﹐他研讀大量哲學書籍﹐除了老子以外﹐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對他啟發至深。要破除恐懼﹐先要克服恐懼﹐要尋找恐懼的根源﹐則需要勇氣去坦承地面對自我﹐而自知之明﹐就是照亮漆黑的一盞苦海明燈。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a bottle; you put i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a teapot.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 Be water, my friend.' - Bruce Lee (The Lost Interview 1971)

李小龍自創的截拳道﹐基本的要義就在於自覺與自知﹐一段在荷里活載浮載沉的日子﹐沒有為他帶來什麼財富﹐但布魯斯。李這個名字﹐自長島武術表演賽開始﹐已從美國的武術界跨越到演藝圈﹐不少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首席巨星皆慕名而來﹐當中包括史提夫麥昆﹐占士高賓﹐還有曾參與<<死亡遊戲>>演出的NBA籃球員渣巴等等。當時的李小龍﹐已不再相信形式﹐也討厭以僵化預演式的對招去傳授其武學﹐他以哲入武﹐教授模式除了一對一的教授拳腳功夫以外﹐還會幫助徒弟去了解他們自己的性格或身體特質﹐從而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李小龍曾說過﹐史提夫麥昆強悍剛烈的性格﹐注定他在拳腳方面較為優勝﹐占士高賓則性格溫和儒雅﹐對哲理的興趣較大﹐李小龍的目的﹐是希望籍傳授武學作工具﹐目的是協助別人坦然地去認識自己。


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于死地，亦十有三。 　　
夫何故？以其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路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用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約十年前﹐李小龍傳記作者理圖(John Little)無意中從當時的嘉禾片場找到<<死亡遊戲>>的母帶。長達數百分鐘的菲林﹐只有大概二十分鐘能被剪輯成有完整意義之片段﹐其餘的是李小龍力求完美的鳳毛麟角。無數次重拍的零碎光影記憶﹐足證李小龍為善攝生者﹐雖出生入死﹐卻雖死猶生。

一九七二年﹐李小龍親撰<<死亡的遊戲>>劇本。故事中﹐李小龍化身海棠﹐受托力戰守衛著金塔各層的絕世高手。海棠十八般武藝皆精﹐遇強愈強﹐到塔頂面對昂藏七尺的渣巴﹐象徵全片武道釋義的最高潮。或生或死之徒﹐皆十有三﹐唯獨塔頂上的海棠與渣巴皆善攝生者。前者以螳螂自居﹐出生入死乃常道﹐但求領略武道真諦﹔後者路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早置生死於道外。

最終海棠存活﹐寶盒中﹐一句"生就是等待死亡的過程"﹐乃出生入死之白話也。能參透生死﹐方能善攝生﹐以致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用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戲裡的黃色戰衣﹐具海納百川﹐無拘無束之意。現實裡﹐李小龍頓悟生死﹐在死亡遊戲中﹐假戲真做﹐終成就不朽﹐像聖經中麥籽的故事﹐感動人心。

從石頭爆出來的人類啟示錄

最近﹐歐洲和美國的科學家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內容關於一顆墜落在澳洲的隕石。報告發現﹐隕石中含有組成核糖核酸(RNA)四種鹼基之一的尿嘧啶(uracil)和治療哮喘的擴張劑黃嘌呤(xanthine)﹐那麼這顆天外飛石﹐跟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有關嗎?

尿嘧啶是可組成遺傳指令的分子﹐引導生命機能運作﹐而黃嘌呤是參與蛋白質合成而且存在於細胞生物的遺傳訊息中間載體﹐當中涉及DNA和RNA的技術應用﹐實在多不勝數﹐例如遺傳工程﹐法醫鑑定﹐人類學﹐納米科技等範疇。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很自然就浮現在科學家的腦海: 人類是否從外太空進化而來呢?

驟耳聽來﹐很有點衛斯理的味道﹐也讓人聯想到宇宙大爆炸之論﹐但小說畢竟天馬行空﹐科學卻是黑白分明﹐因果有致。一百五十年進化論的誕生﹐不但加快了現代文明的科學進程﹐也對上帝創造論者下了一封極具分量的戰書。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出了兩位傑出的自然學家: 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一八五八年﹐華萊士在馬來亞實地研究﹐在搜集標本過程中染上瘧疾。病榻期間﹐他思考了許多問題﹐想到人類歷史源遠流長﹐也想到疾病和飢荒﹐一浪接一浪因惡疾而觸發的死亡潮﹐如何影響到物種的變異和組成呢? 華萊士靈機一觸﹐突然想到物種適應能力的強弱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他相信適應力強的生物﹐能夠抵禦各種因環境改變而產生的變數﹐最終進化成新的物種﹐繁衍後代。

華萊士急不及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知達爾文﹐一百五十年前的六月﹐他的信件﹐送到了達爾文在英國肯特郡的府上。根據史料記載﹐這位當時在英國已略有名聲的生物學家﹐細心閱讀華萊士信紙上的一字一句後﹐心頭一懍﹐猛然醒覺到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受到華萊士的威脅﹐達爾文心雄了﹐想起自己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研究進化論﹐一切努力﹐豈可就此付諸東流﹐於是決心埋首筆耕。一年後﹐<<物種起源>>誕生了﹐達爾文當年才五十歲﹐而華萊士卻被世人遺忘了。一部份當代的歷史學家﹐認為進化論的‘進化過程’﹐是達爾文經過長年累月對大自然的觀察和考證的努力﹐一切合乎科學標準﹐相反華萊士是一個有神論者﹐其潛台詞﹐是質疑華萊士的論說不夠客觀理性﹐而研究華萊士生平的史家﹐就指控達爾文有抄襲之嫌﹐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而相對中立的學者﹐則認為達爾文心胸窄﹐沒量度去肯定華萊士對<<物種起源>>的貢獻﹐但抄襲之說﹐則略嫌證據不足﹐畢竟達爾文的學說﹐以大量的科學論據為基礎﹐把進化論記錄成文字﹐是遲早的事。

當年進化論一出﹐乘石破天驚之勢﹐直接挑戰宗教的權威﹐<<物種起源>>猶如一把開山劈石的屠龍刀﹐把一切關於科學和宗教討論的思想陣營一分為二﹐把創造論和進化論之爭延伸到二十一世紀。兩年前﹐英國生物學家鐸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上帝的幻象>>(The God's Delusion)﹐甫推出即火速熱賣﹐他從科學﹐哲學和歷史角度﹐挑戰宗教信仰的灰色地帶﹐全書以進化論作分析工具﹐最終的結論﹐其書名便是答案。鐸金斯在書中的邏輯推演不太艱深﹐他認為自人類歷史上有宗教的概念開始算起﹐神是否存在的爭論﹐焦點在於所謂的設計論: 藍天碧海﹐鳥語花香﹐日月星辰﹐大自然的一切﹐實在是太美妙了﹐如一幅驚世畫作﹐必出自畫家手筆﹐生命的源起﹐想必是一位智慧超卓的創造者的鬼斧神工。然而﹐人世間時有偶然之事發生﹐一切不太可能出現的事﹐是否必須鍍上一層神聖的光譜? 再說﹐縱使每期六合彩頭獎一注獨得的或然率是千萬分之一﹐一夜致富的人﹐每年還算是不少﹐若世上一切不太可能發生的事﹐已是如此不可能﹐而根據目前人類的科學知識水平﹐能證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幾乎是零﹐以一件幾乎沒可能存在或發生的事﹐去解釋宇宙萬物之間的偶然﹐又是否合乎一般人認知的常理範圍?

鐸金斯的<<上帝的幻象>>﹐若要吹毛求疵﹐讀後不禁要問: 既然宗教在科學世界裡如此不堪一擊﹐那又該如何解釋不少美國科學家是教徒的事實? 遺傳生物學家科林斯(Francis Collins), 自一九九三年開始擔任美國國際人類基因研究所所長﹐和二千四百多位科學家﹐展開一項規模宏大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目的是繪製人類基因組圖譜﹐辨識所有基因及其序列﹐為人類遺傳信息解碼。目前科學家已破解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基因組信息﹐簡單來說﹐基因組計劃的突破﹐有助人類進一步了解癌症﹐老年痴呆症等病因研究﹐就相關疾病尋找治療的方法﹐長遠來說﹐DNA序列解密﹐亦有助物種的進化研究﹐進化史上的多次革命性發展﹐如揭示器官如何產生﹐胚胎如何發育﹐免疫系統如何運作﹐人類為何跟靈長類動物如猩猩等有如此多相同之處等等﹐都全靠科學家們多年來在研究基因工作上的貢獻。

鐸金斯是無神論者﹐舉頭三尺沒神明﹐很順理成章﹐那科林斯呢? 被問及是否基督徒﹐這位遺傳學專家直認不諱﹐二十七歲前﹐他不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今年五十八歲的他卻認為﹐科學和基督教﹐兩者之間﹐並非勢不兩立。對科林斯來說﹐上帝是否存在﹐超出現今科學水平的認知範圍。他亦相信﹐不斷探求自然世界﹐與創造論並無抵觸﹐因他相信神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以外﹐既然如此﹐上帝創造宇宙的同時﹐亦可啟動地球上的進化過程﹐因祂全能全知﹐大自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祂了然於胸﹐也就不足為怪。

無神論者有時候會這樣看的: 當你接受信仰﹐相信神蹟﹐你對科學探求的觸覺就會脫落。然而科林斯並不同意。旁觀者質疑﹐耶穌復活是基督教信仰賴以存在的核心﹐而科學研究的基礎﹐源自自然法則﹐但要信徒相信﹐瑪利亞未經人道而生子﹐又是否有悖於科學探究的精神? 科林斯說﹐若你相信上帝凌駕於大自然以外﹐則祂的存在﹐甚或對人類世界的介入﹐跟人類認知範圍的科學﹐並不存在任何抵觸﹐而基督徒相信耶穌超凡入聖﹐是故復活之說﹐也就不屬於違反邏輯的無稽之談﹐神蹟一說﹐也可作如是觀。 鐸金斯則反駁﹐舉出收音機﹐波音747客機等等後工業時代的發明﹐對一個活在中世紀的農夫來說﹐可統統歸入 ‘神蹟’之列﹐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尤其是科學家﹐對未知的一切﹐又豈能以一個相信神蹟的信徒身份﹐去從容略過任何嚴謹的論證? 科林斯部份同意鐸金斯的言論﹐唯一的分歧﹐在於他本人相信上帝存在的機率大於零﹐而鐸金斯的宇宙世界觀內﹐則完全沒有超自然力量的概念。

道德的由來﹐也是進化論和創造論兩大陣營糾纏不休的另一問題。科林斯是基督徒﹐當然相信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債。只要世人願意認罪﹐上帝天國的大門永遠為我們而開。而且﹐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不見得有什麼是非對錯的觀念﹐唯獨人類最受‘厚待’。當然﹐教徒非聖人﹐上帝面前人皆有罪﹐鐸金斯看不過眼的﹐是自稱信徒的高智慧生物﹐說一套﹐做一套﹐傳教時滿嘴仁義道德﹐面對異己﹐則凶相盡露﹐仿如撒旦上身。他在<<上帝的幻象>>提到﹐三年前﹐一名電影工作者拍攝了一部無神論的電影﹐在聖誕前夕上畫﹐不久就收到一封自稱基督徒的信﹐信中的言語充滿暴力﹐企圖製造末世的白色恐怖﹐更揚言上帝的狂怒是如何無情﹐在利刃未刺進肉身之前﹐這名教徒祝福電影人‘聖誕快樂’。鐸金斯對這名教徒的所謂‘道德水平’深感詫異之餘﹐也自然反對為行善而行善﹐或因怕死後到地獄﹐所以行善。

不論是較早期的<<聖血與聖杯>>﹐近年的<<達芬奇密碼>>﹐再到<<上帝的幻象>>﹐凡涉及宗教信仰的書籍﹐多年來在西方社會都極其暢銷﹐絕對符合大眾口味﹐信徒與否是一回事﹐但無可爭議的是﹐許多西方人對其文化核心價值部份的一切討論仍然著緊﹐或仍然著迷。最近﹐華盛頓郵報報導引述美國第三大智庫皮尤研究所的一份最新大型調查研究指出﹐在超過三萬六千多萬的美國成年受訪者中﹐百分之九十二的美國人相信神或超自然主宰的存在﹐逾一半的美國人至少每天禱告一次﹐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相信天堂的存在﹐也相信好人有好報﹐惡人下地獄的傳統宗教常識。大部份人相信天使與魔鬼在人類的世界一直活動﹐神蹟今後也會不斷發生﹐經常上教堂並禱告的民眾﹐對墮胎合法化﹐同性戀等問題一如既往持反對態度。

每項研究有其局限性﹐以旁觀者視之﹐研究結果﹐僅供參考﹐在此不作深究﹐懷疑論者大可質疑﹐皮尤研究所﹐雖為獨立非政府組織﹐但創辦人約瑟夫皮尤及其後人﹐皆屬保守派陣營﹐再穿鑿附會一點﹐也大可以說研究所或見共和黨選情險峻﹐不遲不早﹐發表重量級報告﹐訪問有神論者為主﹐再公佈結果﹐為國內保守勢力壯一下聲威。其實近年不少的西方國家發現﹐到教堂做主日崇拜的人數不斷下降﹐而在今年三月﹐梵蒂岡有感宗教有必要與時並進﹐在全球化時代定出新七宗罪﹐除個人罪孽的原七宗罪以外﹐有道德爭議的科學實驗如幹細胞實驗﹐基因工程﹐污染環境﹐濫用藥物﹐社會不公義﹐強加的貧窮﹐因聚斂財富而損害大眾利益﹐一律被教廷視為影響社會的現代罪惡。在不久的將來﹐科學與宗教的發展﹐會如何牽引著人類的終極命運﹐每一個居住在這個星球的人﹐都有不可推卸的終極責任。


‘你是石頭裡爆出來的。’ 回想起來﹐這或許不是敷衍﹐也不要怪長輩們﹐是他們生活工作太忙﹐沒時間跟你解釋清楚而已。‘我是從哪裡來的’這類問題﹐畢竟屬於那天真無邪的美好童年﹐原來﹐他們早就看透了宇宙和人生。

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一代老報人溘然長逝﹐多少故人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古今多少風骨之士﹐一生以真理對抗強權﹐當滿朝的文武百官在宮廷帷幕之下在景仰著慈禧指末的一彎長甲﹐一位名慶同字仲甫的青年人正遠赴東瀛﹐此時此刻﹐不知他在作何所想。

一切得回到十九世紀中業的大清帝國。洋務運動﹐冀以‘師夷長技以自強’﹐西洋新科技一併引進﹐但一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盡墨﹐國人視之為奇恥大辱﹐讀書人忿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向日本割地陪款﹐十八省舉人﹐遂匯聚北京﹐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連署上奏皇帝的萬言書﹐國民問政風氣漸長﹐維新運動﹐雖得帝師翁同龢及湖廣總督張之洞支持﹐光緒皇帝對康﹐梁及戊戍六君子等亦加以扶掖﹐新政以君主立憲為目標﹐銳意展開軍事﹐政治等全方位革新﹐惟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牢握軍政大權﹐新政推行不久﹐因觸動了制度內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很快就演變成一場政變﹐最終以幽禁光緒﹐廢除新政落幕。

戊戍六君子拋頭顱﹐灑熱血﹐血濺菜市口﹐百日維新﹐為往後的百年中國定下了不可逆轉的方向﹐二十世紀的晨鐘一響﹐猶預示了一個跌宕的革命時代的降臨。腐敗無能的清廷政府﹐在巨變前夕垂死掙扎﹐行清末新政﹐慈禧仿行立憲﹐但革命黨人的勢力已銳不可擋﹐一場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下了立馬之威﹐也開創了現代中國謀求民主共和之態勢﹐奈何所謂共和政體﹐形不實而神不似﹐北洋時期的民國﹐府院惡鬥﹐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社會動蕩不安﹐法治為何物﹐全國上下不知就裡﹐陳獨秀則認為﹐法治的必然歸宿為憲政: ‘以法治實利為重者﹐未嘗無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結虹﹐社會個人﹐不相依賴﹐人自為戰﹐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各守分際﹐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會經濟﹐亦因以然有敘。’ (<<獨秀文存 -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有云國難當前﹐匹夫有責﹐在封建帝制與民主共和的歷史夾縫之間﹐袁世凱擁兵自重﹐有恃無恐﹐意欲稱帝﹐一句尊孔復古﹐為其洪憲帝制﹐舖墊輿論文化的基礎﹐無異於向思想革新的仁人志士宣戰。世事紛紜﹐人心思變﹐救中國﹐建共和﹐有識之士紛紛義無反顧﹐投身救國之事業﹐乘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之勢﹐陳獨秀一夫當關﹐在上海創辦前身<<青年雜誌>>的白話文刊物<<新青年>>﹐刮起一場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思辯狂潮﹐民主和科學﹐為新文化運動鳴放二十一響禮炮﹐得仲甫先生引介﹐德先生和賽先生自此在中華大地﹐肩負起挑戰儒學的歷史重任﹐更得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助拳﹐更延聘魯迅﹐李大釗等人出任教職﹐吸納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到<<新青年>>編輯部﹐為新文化陣營壯大聲勢﹐北大儼如代表嚮往自由﹐顛覆傳統﹐反抗權威等思想﹐一新舊社會之耳目﹐震撼了萬千學子的心靈﹐奮起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戰﹐為五四運動創造了一個客觀環境。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學術自由’﹐人事任命﹐作風不拘一格﹐把學位教授職稱欠奉的陳獨秀聘為教授﹐<<新青年>>的陣地﹐自此從上海移師北京。

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曾言﹐唯受教育之士得自由(Only the educated are free.)﹐在家國漸將傾頹的歷史瞬間﹐陳獨秀深信思想啟蒙的重要性﹐承洋務派和維新運動的救國之志﹐十九歲時接觸維新派的<<時務報>>﹐後跟安徽維新派交往﹐一力撰印<<揚子江形勢論略>>﹐就整治長江向清廷進言。一九零四年﹐在其創辦的<<安徽俗話報>>中曾道 ‘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並提出‘國亡家破﹐四字相連’的觀點﹐望啟發國人的政治覺悟以外﹐亦力圖破除社會上各式宗教迷思和逆來順受的人生觀。根據陳獨秀的思想體系﹐老﹐莊哲學﹐屬苟安忍辱之流﹐‘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封建之禮教﹐尚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柔弱為教﹐不為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為之風﹐於焉以斬。’ (<<獨秀文存 - 答李大槐>>)﹐所謂‘槍打出頭鳥’苟且不如歹活﹐如此安身之道﹐在國民的潛意識裡驅之不散﹐緣自 ‘老尚雌退﹐儒尚禮讓﹐佛說空無。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屍﹐且不可得也!’ (<<獨秀文存 - 抵抗力>>) 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批評迂腐的教育體制﹐只能盛產弱質之流﹐今人叩讀﹐仍深感共鳴﹐‘余每見吾國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 他日而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 他日而為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戰不屈也?......他日而為實業家﹐焉能思窮百藝﹐排萬難﹐冒萬險﹐乘風破浪﹐制勝萬里外也?’ 再念及近期爭辯不休的大局論﹐仲甫先生之言﹐可堪再讀: ‘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

論新文化運動對後世的影響﹐當數文學革命掀起的狂瀾﹐是非功過﹐後人一直爭喋不休。按陳獨秀於<<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之言﹐愛國青年‘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依先生之見﹐清末民初時期的許多文學作品﹐揭露時弊﹐反映現實的屈指可數﹐黑幕派和鴛鴦蝴蝶派等萎靡之音則風行一時﹐效忠封建勢力的清客以文尊孔﹐實有違中國古典文學和近代文學進步之風﹐嚴重窒礙‘思想啟蒙’﹐一場文學革命﹐刻不容緩﹐願‘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

為‘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陳獨秀遂於<<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對頑垢深積的封建文人宣戰。文學革命﹐筆墨皆空相﹐以‘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作‘革新政治’的‘利器’﹐開墾‘新文明’﹐ 改造‘國民性’﹐‘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沒有先生振臂一呼﹐也就沒有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吶喊>>等一系列震撼中華民族的警世之作﹐更沒有後來如李大釗等以唯物史觀細察文學世界內的各式精神現象﹐為故國山河泛上幾度夕陽紅。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年十一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論政﹐發表<<隨感錄>>﹐月旦時事﹐勇抗強權﹐並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跟北大的一眾教授和同學上街散發傳單﹐隨即被捕。

逮捕陳獨秀﹐新文化運動之勢反更形迅猛﹐簡接造就了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契機﹐仲甫先生和李大釗同道﹐一直為革命事業四出奔走﹐足跡踏遍大江南北﹐上世紀二十年代﹐陳獨秀多番在租界被捕﹐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在獄中寫成針砭黨國時政的七言絕句共五十六首組詩<<金粉淚>>﹐革命激情和愛國熱忱的情思﹐皆力透指背﹐一字一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廊裡﹐依舊迴蕩如昔﹐振聲發瞶。

一九三三年﹐老朋友劉海粟先後兩次探望獄中的陳獨秀﹐一次﹐他從黃山歸來﹐與仲甫先生共賞<<古松圖>>﹐先生有感而發﹐即席題詩: '黃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圖。’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先生晚年靜居四川﹐在烽火連天的黃土地上渡過餘生。今人伏案﹐以有我之境﹐細讀他對康米尼斯特的最後見解﹐猶見先生在夜色蒼茫的江津湖畔獨自往來﹐實有‘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之嘆。

溫柔鄉裡的波雲詭譎 - 記費萊明百年誕辰

今年五月下旬﹐一本全新的占士邦小說Devil May Care面世。何止魔鬼會在乎這位世界知名的頭號間諜﹐一眾邦迷更是翹首以待﹐負責執筆的﹐自然不是早已仙遊的原作者伊恩費萊明(Ian Fleming)﹐而是得其家族授權的另一位英國名作家福克斯﹐他事先張揚﹐新作延續百分之八十的費萊明風格﹐以紀念這位007生父的百年誕辰。

費萊明筆下的占士邦﹐潮型帥靚正﹐觸覺敏銳﹐機智過人﹐風流成性﹐亦風趣幽默﹐如此上品﹐惹起女性讀者思想越軌﹐實在人之常情﹐是故在007的電影世界﹐選角嚴謹不在話下﹐也為不少荷里活男星開創事業的輝煌﹐前幾年在007智破皇家賭場擔綱主角的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便是一例。

但007的小說世界﹐畢竟是一個男權至上的世界﹐更是全球許多男性集體夢遺的理想世界﹐換上女權主義者的視角來看﹐占士邦對女性粗野﹐不解女性溫柔﹐不諳敦倫的起承轉合﹐賤男之惡名﹐也不妨給費萊明冠上﹐多少中外作家喜歡把自己化身成小說裡的主角﹐他也不例外﹐至少﹐在不少男士的眼中﹐他的作品引人入勝﹐文筆才情以外﹐還有其獨特的人生經歷。費萊明出身銀行世家﹐是典型的二世祖﹐父親華倫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法國﹐ 但他少年得志﹐早年入讀伊頓公學﹐也曾考進英國皇家軍事學院﹐但不久給校方革除﹐理由: '與女性行為不檢'﹐母親隨後將他送往法國和德國﹐一心希望兒子踏上從政之路﹐但費萊明不爭氣﹐最終考不上外交部。

痛定思痛以後﹐費萊明決定從事新聞行業﹐投身路透社﹐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因緣際會﹐當上負責皇家海軍情治長官的助手﹐自此在波雲詭譎的諜海游弋。漫長的間諜生涯﹐啟發了費萊明在戰後創作占士邦﹐使007成為二戰以後英國人在世界舞台繼續瀟灑的文化符號。大不列顛﹐在歷史煙雲裡曾經滄海﹐英國的伊利沙伯一世﹐便是諜報情治的老祖宗。十六世紀初﹐亨利八世繼承都鐸王朝﹐在治國方面﹐他如魚得水﹐亦膽色過人﹐如就離婚一事﹐不惜跟教廷決裂﹐另立聖公會﹐開創新局﹐但在一索得男的征途上﹐卻諸事不順﹐先後六次婚姻﹐皆苦無突破﹐其中一位王妃安寶蓮﹐接連的十月懷胎﹐都曾誕下男嬰﹐但不幸相繼夭折﹐倖存的女嬰﹐便是往後的伊利沙白一世。亨利八世不忿﹐女兒出世不久﹐便向安寶蓮報復﹐誣蔑她通姦之罪﹐更把她送進倫敦塔處死。母親含冤而逝﹐女兒頓變私生女﹐名不正而言不順﹐後來的堂姐瑪利﹐自認皇室正統﹐繼承王位指日可待﹐在應否歸順梵蒂岡的宗教問題上﹐兩人亦意見分歧﹐血緣之爭勢所難免﹔而各地封邑﹐也各懷鬼胎﹐覬覦王位﹐加上對外的西班牙海軍橫渡英倫海峽﹐戰事如箭在弦﹐種種的內憂外患﹐迫使伊利沙白的生活﹐終日跟惶恐與不安為伍﹐為抵抗敵人意圖奪位﹐首要的任務﹐少不了準確的情報收集。占士邦秉承英國情治系統一脈﹐其間諜隔世太師爺之一﹐不乏效力伊利沙白一世的大文豪莎士比亞和馬羅 (Christopher Marlowe)。英國史家發現﹐莎士比亞的眾多劇作﹐深藏為女皇歌功頌德的文字密碼﹐伊利沙白時代的御用文膽﹐莎翁當之無愧。

小說家創意天馬行空﹐但靈感多源自於生活﹐費萊明的007﹐ 時間﹐人物﹐地點﹐故事線索﹐游走於虛實之間﹐間諜這一門事業﹐也就是真相與幻像的買賣﹐以生命作賭注﹐稍一不慎﹐性命難保。小說中的007智勇兼備﹐而現實中的費萊明﹐在人類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卻曾經徘徊﹐最終選擇同情魔鬼。英國報界最近發現一封費萊明寫於1938年9月28日的信。七十年前﹐英倫三島以至整個歐洲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時任英國首相的張伯倫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談判結果。當時從事英國海軍情報工作的費萊明﹐仇恨法西斯主義﹐但關鍵時刻﹐他卻順應了當時英國政界的民意﹐贊成向納粹德國伸出橄欖枝。

這也許是英國近代情報史上一幅尷尬的剪影。因為費萊明促和的信件﹐屬私人感言的可能性﹐遠遠低於他以情報人員的身份撰寫。根據他當時的分析﹐若希特勒嚴守1920年凡爾賽條約不擴張領土的承諾﹐英國沒有理由跟德國開戰﹐問題的骨節眼處﹐在於希特勒是否可信。很明顯﹐英國的保守黨政府落錯了注碼﹐張伯倫低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主流社會對列強關於凡爾賽條約的怨忿﹐但英國人對於一次大戰﹐大部分仍猶有餘悸﹐這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當時政府的決定。後來接替張伯倫出任戰時的丘吉爾﹐實早已洞悉天機﹐奈何孤掌難鳴。早於1932年﹐他已主張提防德國加強軍備之意圖﹐並建議英國重組皇家空軍﹐成立國防部﹐一切建言﹐給朝野拋諸腦後﹐在保守黨內受盡杯葛﹐更斥其為好戰分子。丘吉爾孤憤難平﹐素性自我流放﹐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當歐洲的天空戰雲密佈時﹐這位深具先見之明的智者正在美國寫生度日。

許多人不解費萊明綏靖德國的觀點。其傳記作者Andrew Lycett曾說﹐這位小說作家對德國有一種相當矛盾的情意結﹐他少年時期曾在德國受學﹐也時有親德的傾向﹐也許像許多漢學家一樣﹐當一夕夢醒﹐卻換來半生的錯愛﹐最佳的感情宣泄﹐莫過於在007小說中﹐安排絕世奸角給德國人。費萊明家族與丘吉爾關係密切﹐丘翁更曾在費萊明的父親過世時為其撰寫悼文﹐若費萊明稍為早慧﹐年少時多向丘吉爾請益﹐其情治事業的成就﹐或許另有一片天地。

無論如何﹐費萊明妙筆一揮﹐把一丸本要湮沒在星月交輝下的紅日﹐從帝國歷史的地平線上撈起﹐為二戰後的英國﹐賦予文化上不一樣的新生﹐在占士邦的溫柔鄉裡﹐延續大不列顛曾經金槍不倒的神話。007的故事精彩﹐在於費萊明全情投入角色﹐意到筆到﹐他曾一度半開玩笑的承認﹐占士邦的系列小說﹐其實是他個人的自傳﹐也反映出二戰後英國人百廢待舉﹐亟欲尋找屬於昨天的自尊和自豪的焦慮心態。即使冷戰時代的帷幕揭開﹐世界的鎂光燈都投射到美國和蘇聯這兩大強國﹐大不列顛在現實中退居二線﹐但只要一本007小說在手﹐每個人都可以美酒佳餚﹐一匙Beluga魚子醬﹐跟味蕾纏綿於激蕩的紅色五月﹐一支華麗的法國香檳﹐奏起了舌尖和葡萄氣泡浪漫起舞的凡爾賽﹐而這一夜繾綣的囈語﹐也注定在Por Una Cabeza的女人香中﹐緩緩地﹐酥軟地溶掉了。

一闕還沒唱完的自由之歌

自由之路從不平坦﹐事隔四十年﹐黑白照片中的吉光片羽﹐蝕刻了雲怒雷激的一九六八。馬丁路德金振奮人心的動人演說﹐為無數的黑人弟兄﹐編織出一個如夢如幻的理想國﹐最後以自己的生命﹐為一段美國近代民權抗爭史烙下了序章。

四十年過去了﹐美國民權領袖杰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永遠記得當年的四月四日。當時才二十六歲的他﹐是馬丁路德金的門生﹐跟恩師生前的最後一段對話﹐回想起來﹐還瀝瀝在目。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兩人身處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城﹐正準備離開下塌的萊恩旅店﹐馬丁路德金在其306號臥室外的陽台佇立良久﹐跟傑克遜準備起行﹐相約當地的一位牧師共進晚膳﹐臨行前還告誡傑克遜應打一下領帶﹐以示尊重對方﹐傑克遜回話﹐說晚餐必要的是胃口﹐不是領帶。(The requisite for dinner is an appetite, not a tie.)﹐馬丁大笑﹐然後轉身對同行的樂手伯蘭說﹐晚上記得要表演他最喜歡的歌﹐‘要奏<<牽我手﹐珍愛的上帝>>啊﹐要奏得漂亮一點。’ 這就是馬丁路德金的最後一句話。

‘呯!’

語音未落﹐傑克遜緊隨聽到的﹐是有人高喊‘趴下’﹐警員迅即趕到﹐提槍戒備。‘我在滿地鮮血的陽台一步步地爬﹐情景實在可怕。’ 馬丁路德金就躺在陽台的欄杆旁﹐朋友在其耳邊呼喚振作﹐但傑克遜記得﹐當時馬丁路德金已無任何生命跡象﹐他正要告知馬丁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間的一步之遙﹐印象中卻是走了很遠很遠﹐舉步維艱的感覺﹐沒有誰比當時的傑克遜清楚。

是這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改變了傑克遜的一生﹐使他從此踏上了在美國爭取種族平等的不歸路﹐他絕不允許一顆子彈﹐把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的成就毀於一旦。

一切得從一九五五年開始說起。當年的十二月一日﹐黑人婦女羅莎柏克斯(Rosa Parks)在巴士上拒絕向白人乘客讓座﹐因而觸犯了蒙哥馬利市的種族隔離法被警方拘捕。四天後﹐時任牧師的馬丁路德金發起罷乘運動﹐杯葛持續了385天﹐事件一直處於膠著狀態﹐運動中馬丁路德金也曾被捕﹐但最終美國地方法院裁定廢除所有在蒙哥馬利公共汽車上黑人要給白人讓座的種族歧視惡法。自此﹐馬丁路德金開始在黑人民權運動中嶄露頭角。

一九五七年﹐金牧師首次籌辦南方基督徒領袖會議﹐目的在於團結黑人教會的力量﹐上承印度聖雄甘地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理念﹐就一系列關於公民權利改革的構想﹐以遊行示威等方式﹐開展漫長的鬥爭歲月。馬丁路德金的抗爭哲學﹐新聞界以鋪天蓋地的報道方式﹐匯聚成一股公眾同情黑人不公平待遇的輿論﹐為民權運動推波助瀾﹐轉移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國內的政治主軸﹐公民抗命的團體﹐亦有如雨後春荀﹐形成各據山頭的六大組織(Big Six)﹐在一九六三年發起華盛頓遊行﹐主題環繞工作和自由的不平等待遇。在林肯紀念館前﹐馬丁路德金發表了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不但成為後世研究演說修辭學的典範之一﹐也奠定了這位民權領袖在美國黑人抗爭史上不朽的地位。

演說要成功牽動聽眾情緒﹐牧師出身的馬丁路德金掌握了一切煽動家應具備的本領﹐演說時把情緒語調的高低轉折﹐發揮得淋漓盡致﹐時而激昂﹐時而低迴﹔他深明華盛頓遊行的重要性﹐在演詞中﹐處處發現他匠心獨運的筆跡﹐如擅用舊約聖經中的詩篇和以賽亞書﹐以宗教作全國聽眾的最大公約數﹐所節錄的經文﹐和美國過往不光彩的奴隸史交錯運用﹐一場正義之戰﹐代價難免﹐‘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詩篇第30章第5節)﹐苦難過後﹐必見光明﹐‘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第5章24節)﹐在國家面前﹐馬丁路德金期許國家兌現立國之初的共和承諾﹐國民不分種族膚色﹐同樣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天涯路遠﹐但‘我有一個夢想﹐一天﹐我四個孩子會在一個評價他們的品格而非膚色的國度裡生活。’

沸沸揚揚的種族抗爭﹐到一九六五年出現變數。同年三月七日的一場遊行﹐暴民和警察以暴力迎接示威人士﹐雙方爆發激烈衝突﹐史稱‘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這溢滿鮮血的主息日﹐逆轉了主流民意對民權運動的支持﹐質疑馬丁路德金一直提倡非暴力抗爭手段的道德純度﹐但衝突爆發前﹐牧師和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會談﹐商議把遊行延期至三月八日﹐發生事故當天﹐馬丁路德金並不在場﹐事件最終失控﹐他始料不及之餘﹐民權領袖之間關於抗爭路線的分歧﹐也開始無所遁形。

一九六七年的美國﹐政治氣氛濛混不堪﹐民權運動碰上越戰﹐馬丁路德金堅決反戰﹐認為戰爭勞民傷財﹐炮轟美國國會連年枉耗資源﹐一場遠在越南的不義之戰﹐無助改善國內的貧窮問題﹐在金牧師的眼中﹐當時的美國﹐正處於精神道德幾近消亡的彌留狀態。和平時期﹐言論自由﹐理所當然﹐但每逢美國要對外發動戰爭﹐全國上下﹐隨即同仇敵愾﹐統一口徑﹐馬丁路德金的反戰言論﹐惹來社會上左右兩派群起而攻之﹐更對正了種族歧視分子的脾胃﹐為這位敢言民權領袖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在被殺前一晚﹐馬丁路德金發表‘峻嶺之巔’的演說﹐相信自己會當凌絕頂﹐聖經中描述的迦南就在眼底下。四十年後﹐傑克遜撫今追昔﹐民權運動此起彼落﹐生活在美國的黑人﹐希望之鄉是否依舊遙遠?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黨內選舉﹐連月來惡鬥連場﹐支持奧巴馬的牧師維特﹐早陣子語出驚人﹐更一直死咬種族議題不放﹐硬要把奧巴馬和希拉里之爭﹐接駁到解放黑奴爭取民權的歷史脈絡﹐維特敢言之舉﹐能收嘩眾取寵之效﹐但立論則未免過於牽強。無可否認﹐在過去的四十多年﹐美國黑人積極投身政治﹐從一九六五年的三百名黑人民選政客﹐遞增至現在的一萬多名﹔國務卿一職﹐前任有鮑威爾﹐現任的有萊斯﹐兩位黑人精英輪流坐莊﹐一個決定﹐足以左右總統的定奪﹐從而影響世界大局﹔而總統大選逼近﹐出身平民的奧巴馬﹐更有望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首位黑人總統。這些數字和背後的客觀現實﹐或許足可告慰馬丁路德金和其他先烈的英靈。但民權運動的成就﹐量變之後﹐有否催生質變的化學作用呢?

據傑克遜牧師了解﹐現在的美國﹐四個黑人當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比率達百分之二十五﹐比白人百分之八的比例要高三倍多﹔百分之七十的黑人兒童沒完成中學課程﹔在新澤西州﹐黑人學童給校方革除的案例﹐要比白人高出近六十倍﹔美國黑人呆在監獄的﹐遠要比留在學校的多。而令牧師震驚的是﹐黑人的平均壽命﹐比白人少六歲: ‘有色人種的嬰兒死亡率普遍較高﹐人均壽命較短﹐失業人數較多﹐受教育的比例較低。稅交多了﹐得到的卻少了。這就是四十年後的一些概況。’

‘馬丁路德金生前致力爭取社會公義。四十年後﹐黑人從政的案例顯然增加了﹐而他們的任務﹐大多都在收拾爛攤子。一些美國內陸城市﹐過往管治不當﹐商人投資減少﹐城區缺乏經濟動力﹐槍械和毒品問題卻與日俱增。’ 在一個給遺棄的角落﹐一流的監獄﹐三流的學校﹐舉目皆是。

但傑克遜對美國的前景﹐仍抱有一線希望: '密西西比州最為人所知的﹐是過去一連串殺害黑人民權活躍分子的回憶。但現在的密西西比﹐卻選出了一位非裔美國人當總統候選人﹐這是一個難忘的時刻。’ 傑克遜自己就曾經在1984和1988年參加民主黨內總統提名選舉﹐在十一場的初選中勝出五場﹐無緣獲得黨內提名。

二十多年前在艾奧華州﹐一個黨內競選的晚上﹐一位年紀老邁的白人跟傑克遜說: ‘牧師﹐你的理念很好﹐但我們還沒準備好。但不要放棄說服我們。’ 2008年﹐奧巴馬在全國勢如破竹﹐也不忘向傑克遜牧師致敬。一九六八年在萊恩旅店的陽台﹐傑克遜親身體驗生命的脆弱和無常﹐馬丁路德金的心跳停止了﹐但黑人民權運動的步伐﹐四十年來卻從不止息﹐他們誓要譜出一闕世代唱頌的自由平等之歌。

百年一夢 煙雨星塵

剛過去的四月上旬﹐國家圖書館舉辦‘潔白的豐碑’展覽﹐銘念一代翻譯巨匠傅雷百年誕辰﹐好讓擅於失憶的炎黃子孫﹐以展版形式﹐接收這位傑出教育家的點滴資訊。難得一睹怒庵先生的著譯手稿和家書﹐一手清麗逸秀的毛筆字﹐書寫了他的生命歷程﹐也潤澤了他一揮衣袖下的中華兒女。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黃土地上﹐軍閥林立﹐群雄征伐﹐烽火連天﹐民不聊生﹐社會失範。好男兒投筆從戎時為風尚﹐‘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候。’ 蔣介石以詩明志﹐如此革命激情﹐年青的傅雷也曾經熱血滿腔﹐然而天意難測﹐絕緣於戎馬生涯﹐命運卻把他送上了法國郵船安德烈勒邦號﹐航向一片波光粼粼的心靈學海。

‘我記得很清楚﹐我二三十歲在巴黎﹐瑞士﹐義大利以及法國鄉間﹐常常在月光與星光之下﹐獨自在林中水邊踏著綠茵﹐呼吸著濃烈的草香於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疏散苦悶﹐或是沉思默想。’

這是傅雷先生回想留學法國期間的一段話。七十年前﹐先生考進巴黎大學﹐主修文藝理論﹐塞納河畔﹐星斗下垂﹐引領著傅雷走上畢生追求藝術之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刻下不少父母﹐把子女送到外國﹐真正之目的為何﹐實意見紛陳﹐惟傅雷年少早慧﹐一九二九年的仲夏﹐在法國和瑞士交界的萊芒湖畔﹐完成生平第一篇譯作<<聖揚喬而夫的傳說>>﹐年輕人沒把學位之事放上心頭﹐也老早明白以學位謀生﹐有時也必須﹐但絕非衡量學問的標誌。當今之物慾社會﹐利字當頭﹐放洋留學﹐只求學位﹐不求學問﹐更遑論對理想的年少清狂和執著。

傅雷著作等身﹐向中國讀者引介翻譯了不少法國文豪如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和丹納的作品。論翻譯之道﹐傅雷首重神似﹐並對此詳加解釋: ‘領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又為一事。況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東方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e殊難彼此融洽交流。’

‘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和諧’﹐乃傅譯之最佳詮釋。惟東西文化之mentalite(法語﹐中文有‘心態’一譯)迴異﹐翻譯時適當採用西洋長句﹐豐富中國語言﹐成了先生傳達原著精髓之法。舉凡翻譯之大家﹐很難對譯作滿意﹐如何表達原文的修辭﹐務求使譯文如行雲流水卻又不失嚴密之結構﹐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滲入優美華麗的詞藻﹐時時刻刻縈繞在翻譯大師的腦海中。藝術的完美極致﹐可望而不可即﹐傅雷一生三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對自己的譯文從未滿意﹐堅持‘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力臻翻譯宇宙之化境﹐以才氣御筆﹐為中華文化蘸上法蘭西夜空的閃爍星河﹐先生前無古人﹐不容置疑。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學成回國﹐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美術史及法語﹐並翻譯了作家葛塞爾的<<羅丹藝術論>>﹐中國的莘莘學子﹐自此有緣接觸一代法國雕刻大師的藝術魅力。十九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神速﹐創造大量物質財富剩餘﹐貴族生活墮落﹐拿破崙三世一念帝國野心﹐不敵其眼中蠻荒的普魯士﹐法國國力漸頹﹐社會貧富之間愈形對立﹐哲人尼采一句‘上帝已死’﹐迅即燃點個人意志和力量﹐惟自我完善方能自救﹐羅丹深受感召﹐其雕塑名作‘沉思者’﹐也許是他在鏡子上發現的那一個超我: 眉宇深鎖﹐在石墩上屈身而坐﹐俯仰之間﹐他卸下了華衣﹐以赤驅感受人間的疾苦﹐維護生命的尊嚴﹐以雕塑追索人類內在深邃的靈性和力量﹐以<<吻>>去紀錄兩性熱戀時每一條肌肉所宣示的情感誓言﹐以<<巴爾扎克>>控訴殘酷的現實如何為作家的窮窘定罪﹐以<<地獄之門>>為但丁的<<神曲>>背書﹐以青銅鑄刻人類一段穿越時空的苦難篇章。

一代美術家劉海粟與傅雷在留法期間曾結為至交﹐曾言怒庵先生 '善于教書﹐講美術史課時﹐牆上放有名畫幻燈﹐學生又發給明信片或小畫片﹐互相對照﹐條分縷析﹐鞭辟入里﹐使學生聽得入迷。他講羅丹的代表作﹐將此書主要精神介紹給學生﹐不搞死背硬記﹐希望發揮主觀能動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實質’。若時光倒流非癡人說夢﹐有幸拜聽先生一席之談﹐豈不快哉?

傅雷對後世的啟迪﹐絕不止於其翻譯和藝術成就﹐一部<<傅雷家書>>﹐纖筆勾勒出一個縹緲的倫理中國﹐其傳統文人的傲骨﹐風骨勁健的懿範﹐對藝術和真理的赤誠追求﹐猶化成五線譜上蕭邦夜曲的每顆音符﹐影響著鋼琴大師傅聰的音樂與人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傅聰負笈波蘭﹐授學於杰維埃茨基教授門下﹐‘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是父親傅雷臨別的叮嚀。怒庵先生性格耿直﹐在風雨欲來的‘崢嶸歲月’裡﹐心情難免郁悶﹐把悠悠心事﹐摺成一紙又一紙墨硯飄香的家書﹐送到在遠方深造的兒子手中﹐隻言片語﹐不僅盛載著父親對兒子的諄諄世語﹐也讓先生在風高浪急的情勢下﹐心靈不致如此漂泊。‘盡管我們隔得這麼遠﹐彼此的心始終在一起﹐我從來不覺得和你有什麼精神上的隔閡。父子兩代之間能如此也不容易﹐我為此很快慰。’

‘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斗的勇氣﹐那末莫扎特給我們是無限的信心。’ 傅聰曾言﹐父親這兩句話寫得精辟非常﹐頑疾和貧苦﹐嫉妒和傾軋﹐面對如此逆境﹐莫扎特無畏無懼﹐在精神領域上﹐傅雷以赤子之心﹐抵擋暴風雨來臨之前那蕭殺的平靜﹐在豆大的雨點未及沾污一襲高雅的長衫之時﹐先生與梅馥夫人選擇迎接一個中國式的結局﹐以兩撮蕭然的寒灰﹐在彼岸繼續燃點光明和智慧﹐創造一個曾經山明水秀的清涼世界。

Coubertin Orwell 1968

資深體育新聞記者去世﹐不少人為之惋惜。是的﹐運動本有益身心﹐但一場球賽﹐勝負背後﹐太多名和利的糾纏﹐要放鬆心情﹐以詼諧應對﹐實在比「波係圓既」之類的套套邏輯難懂百倍。

這個世界有太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患糖尿病兼血壓高﹐不應該口不擇食﹔結婚以後﹐不應該對伴侶不忠﹔解手以後﹐不應該不洗手.......類似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應不應該﹐純屬主觀意願 ﹐而現實本身﹐卻往往事與願違。從現代奧林匹克創始人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發起奧運以降﹐運動和政治﹐從來密不可分﹐關鍵只在於跟政治上鉤的目的為何。

近百年來﹐奧運政治化﹐橫嶺側峰﹐都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一九二零的奧運會﹐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奧運委員會當年的理由﹐是為了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勇抵抗德軍入侵的比利時國民致敬。一九三六年﹐奧運給納粹德國無情狎弄﹐正如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傳媒如音色上乘的鍵琴﹐只供政府彈奏﹐經希特勒「祝福」的「聖火」﹐不久化成千千萬萬肆虐歐洲的厲鬼火舌﹐把世界和平燒成灰燼。二戰前後﹐在德國的猶太學者坎佩萊(Victor Klemperer)身受納粹所害﹐認為當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政治計劃。二戰結束﹐一九四八年的奧運在倫敦舉行﹐紀念英國熬過納粹的大轟炸 (The Blitz)﹐並感謝英國人為和平所作出的貢獻。

西方的偽善﹐可從歷屆的奧運主辦所屬國略窺一二。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一九四零年的東京(運動會後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 ﹑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以及今屆的北京﹐皆不屬西方定義的樂土之列。道不同﹐理應不相為謀﹐卻何故授權前後﹐態度如此迴異？ 西方的有識之士﹐能否驗證一下十米高台跳水﹐如何能為地球的另一邊﹐激起民主自由的浪花？

奧運精神﹐顧拜旦如此期許：「奧運會最重要的﹐並非勝負﹐而是參與﹐猶如人生最重要的﹐並非勝利﹐而是奮鬥。」不少人相信﹐運動競賽﹐能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對此抱懷疑態度﹐認為不同的民族在球場上一決高下﹐可避免在戰場上以性命相搏。運動項目﹐競爭難免﹐其終極意義是獲勝。若比賽背後﹐沒有因勝負而引伸的虛榮和尊嚴問題﹐運動確實能帶來純粹的樂趣。但當一名運動員﹐要背負個人榮辱﹐甚或國家民族的體面而賽﹐事情就複雜了﹐只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說白了﹐是一場模擬的戰爭。(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port is frankly mimic warfare.)

運動員的包袱﹐大部分都是外加的﹐觀眾的觀賽態度﹐直接影響運動員的狀態和表現﹐但更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是所謂國家民族的尊嚴。奧威爾認為﹐球踢得好﹐步跑得快﹐ 在威權者眼中﹐全都是國家實力的測試和體現。他以拳擊為例﹐一位白人拳手和一位非白人拳手﹐在膚色混雜的觀眾群面前對賽﹐你將必目睹這世界上最醜陋的嘴臉。

任何國際性的運動比賽﹐要秉持甚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顯然需要一個成熟的民族所應有的胸襟和智慧﹐奧威爾這位英國大作家﹐曾經被派駐緬甸當殖民警察﹐將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意識﹐投射到運動場上的角力﹐並不讓人意外。法國哲學家薩特也曾說﹐在被殖民的土地上﹐真相赤條條地站著﹐而殖民國的子民情願把它蓋上衣裳。(In the colonies the truth stood naked, but the citizens of the mother country preferred it with clothes on.)

足球和拳擊﹐是英美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在奧威爾的眼中﹐這全是民族主義作怪。都市人每天對著呆板的工作﹐乏味的生活﹐靈魂出竅屬等閒事﹐要為全體國民招魂﹐沒甚麼比體育競賽來得更有效。從古羅馬和拜占庭﹐到現代社會的倫敦和紐約﹐勇士不會再給統治者扔到鐵籠裡﹐作獅子老虎的點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偶爾肢體碰撞﹐血如泉湧﹐萬綠叢中一點紅﹐抱著16比9高清闊銀幕大電視的現代球迷﹐還是會很喜歡看的。對奧威爾而言﹐真正的運動比賽﹐沒所謂公平原則﹐只有嫉妒﹑仇恨﹑自吹自擂﹐還有耳聞目睹暴力的快感﹐換句話說﹐是一場減掉槍擊的戰爭。(It is war minus the shooting.)

說法太誇張了嗎？見識過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足球流氓惡行(Hooliganism)﹐又或者是澳洲人對其足球運動(類似美式足球﹐但頭盔護膊欠奉﹐在球場上硬橋硬馬推拉撞碰) 的鬼上身狂熱﹐你會讚嘆奧威爾的高瞻遠矚。


體育盛事﹐即使沒有政治宣傳的直接介入﹐有時候也會給運動員﹐以國內的政治矛盾﹐去騎劫奧運的國際焦點。英國的泰晤士報﹐最近專訪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田徑200米的獎牌得主湯美史密(Tommie Smith)和約翰卡路士(John Carlos)。這兩位黑人運動員在訪問中﹐指責奧委會將奧運主辦權授予北京﹐認為四十年來﹐全世界都在原地踏步﹐對人權問題置若罔聞﹐卡路士更鼓勵今屆 的運動員效法其當年所為﹐以良心向強權說不﹐但史密警告﹐利用奧運作宣揚政治信息的平台﹐運動員要有心理準備作出犧牲。


史密和卡路士所提及的犧牲﹐到底是怎麼回事？四十年前﹐這兩位美國非裔田徑選手參加奧運男子二百米決賽﹐史密以19秒83的成績刷新當時的世界記錄奪金﹐澳洲選手諾曼奪銀﹐卡路士以第三最佳成績取得一面銅牌。比賽完畢﹐他們沒穿運動鞋﹐卻穿上黑襪子﹐以象徵黑人在美國的貧苦狀況﹐然後昂然踏上頒獎台﹐史密更頸繫黑色絲巾﹐隱喻黑人的自豪和光榮。當大會奏起美國國歌﹐兩人套上黑色手套﹐單拳朝天﹐低頭默念遠在美國國土的黑人弟兄。有人在場館喝倒采﹐史密事後解釋﹐他以美國人﹐而非美國黑人的身份取得勝利﹐ 他們以身為黑人為榮。


六個月前的同一年﹐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全國震驚﹔六個月後﹐史密和卡路士登上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而惡夢亦隨之而來。奧委會隨即終止兩人往後參加奧運的資格﹔回國後﹐他們受盡主流社會歧視﹐屢被僱主拒於招聘門外﹐而史密的母親在1970年更因心臟病發去世﹐全因當地農民仇視其兒子﹐將死老鼠混於糞肥堆中﹐一併塞進家門口的郵箱﹐老人受驚過度身故。卡路士亦生活困苦﹐妻子因抵受不住長期的家庭及社會壓力而自殺。回首往昔﹐兩位前奧運好手告誡今屆參選的運動員﹐奧運期間﹐宣示政治立場﹐要考慮隨之而來的代價。同屆奪得銀牌的澳洲運動員諾曼年前去世﹐其生前接受泰晤士報的最後訪問﹐也提到運動員並非把政治介入體育的理想人選﹐暗示西方領袖要主動運用影響力﹐把人權等訴求表達清楚。奧運和政治混為一談﹐由此又可見一例。


一九六八年﹐標誌著一個近代史上的歷史文化圖騰。布拉格之春﹐越戰及反戰浪潮﹐馬丁路德金被殺後的黑人民權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女權主義運動的誕生﹐十月的墨西哥奧運﹐全世界的熱血青年﹐崇拜性與暴力﹐沉淪毒品與搖滾所帶來的升仙快感﹐去對抗現實社會的壓迫和不公。四十年後﹐人以瞎鬧嚇鬼﹐鬼以胡扯恫人﹐看似人鬼殊途﹐其實殊途同歸。西方杯葛奧運﹐固然無聊之極﹐ 也註定失敗﹐運動員以時間和汗水﹐來交換一次競技場上的表現機會﹐列車錯過了﹐可以再等下一列﹐奧運卻可能只一生一次。要他們相信﹐弄熄火炬﹐拒絕參賽﹐ 則世界某一個角落會變得更光明﹐稍有理智的運動健兒﹐都知道自己不可能當上摩西這個角色。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重溫歷史的好處之一﹐在於了解人類在一個惡性循環中﹐何以不斷重複歷史﹐生生不息﹐永無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