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22, 2008

百年一夢 煙雨星塵

剛過去的四月上旬﹐國家圖書館舉辦‘潔白的豐碑’展覽﹐銘念一代翻譯巨匠傅雷百年誕辰﹐好讓擅於失憶的炎黃子孫﹐以展版形式﹐接收這位傑出教育家的點滴資訊。難得一睹怒庵先生的著譯手稿和家書﹐一手清麗逸秀的毛筆字﹐書寫了他的生命歷程﹐也潤澤了他一揮衣袖下的中華兒女。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黃土地上﹐軍閥林立﹐群雄征伐﹐烽火連天﹐民不聊生﹐社會失範。好男兒投筆從戎時為風尚﹐‘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候。’ 蔣介石以詩明志﹐如此革命激情﹐年青的傅雷也曾經熱血滿腔﹐然而天意難測﹐絕緣於戎馬生涯﹐命運卻把他送上了法國郵船安德烈勒邦號﹐航向一片波光粼粼的心靈學海。

‘我記得很清楚﹐我二三十歲在巴黎﹐瑞士﹐義大利以及法國鄉間﹐常常在月光與星光之下﹐獨自在林中水邊踏著綠茵﹐呼吸著濃烈的草香於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疏散苦悶﹐或是沉思默想。’

這是傅雷先生回想留學法國期間的一段話。七十年前﹐先生考進巴黎大學﹐主修文藝理論﹐塞納河畔﹐星斗下垂﹐引領著傅雷走上畢生追求藝術之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刻下不少父母﹐把子女送到外國﹐真正之目的為何﹐實意見紛陳﹐惟傅雷年少早慧﹐一九二九年的仲夏﹐在法國和瑞士交界的萊芒湖畔﹐完成生平第一篇譯作<<聖揚喬而夫的傳說>>﹐年輕人沒把學位之事放上心頭﹐也老早明白以學位謀生﹐有時也必須﹐但絕非衡量學問的標誌。當今之物慾社會﹐利字當頭﹐放洋留學﹐只求學位﹐不求學問﹐更遑論對理想的年少清狂和執著。

傅雷著作等身﹐向中國讀者引介翻譯了不少法國文豪如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和丹納的作品。論翻譯之道﹐傅雷首重神似﹐並對此詳加解釋: ‘領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又為一事。況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東方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e殊難彼此融洽交流。’

‘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和諧’﹐乃傅譯之最佳詮釋。惟東西文化之mentalite(法語﹐中文有‘心態’一譯)迴異﹐翻譯時適當採用西洋長句﹐豐富中國語言﹐成了先生傳達原著精髓之法。舉凡翻譯之大家﹐很難對譯作滿意﹐如何表達原文的修辭﹐務求使譯文如行雲流水卻又不失嚴密之結構﹐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滲入優美華麗的詞藻﹐時時刻刻縈繞在翻譯大師的腦海中。藝術的完美極致﹐可望而不可即﹐傅雷一生三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對自己的譯文從未滿意﹐堅持‘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力臻翻譯宇宙之化境﹐以才氣御筆﹐為中華文化蘸上法蘭西夜空的閃爍星河﹐先生前無古人﹐不容置疑。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學成回國﹐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美術史及法語﹐並翻譯了作家葛塞爾的<<羅丹藝術論>>﹐中國的莘莘學子﹐自此有緣接觸一代法國雕刻大師的藝術魅力。十九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神速﹐創造大量物質財富剩餘﹐貴族生活墮落﹐拿破崙三世一念帝國野心﹐不敵其眼中蠻荒的普魯士﹐法國國力漸頹﹐社會貧富之間愈形對立﹐哲人尼采一句‘上帝已死’﹐迅即燃點個人意志和力量﹐惟自我完善方能自救﹐羅丹深受感召﹐其雕塑名作‘沉思者’﹐也許是他在鏡子上發現的那一個超我: 眉宇深鎖﹐在石墩上屈身而坐﹐俯仰之間﹐他卸下了華衣﹐以赤驅感受人間的疾苦﹐維護生命的尊嚴﹐以雕塑追索人類內在深邃的靈性和力量﹐以<<吻>>去紀錄兩性熱戀時每一條肌肉所宣示的情感誓言﹐以<<巴爾扎克>>控訴殘酷的現實如何為作家的窮窘定罪﹐以<<地獄之門>>為但丁的<<神曲>>背書﹐以青銅鑄刻人類一段穿越時空的苦難篇章。

一代美術家劉海粟與傅雷在留法期間曾結為至交﹐曾言怒庵先生 '善于教書﹐講美術史課時﹐牆上放有名畫幻燈﹐學生又發給明信片或小畫片﹐互相對照﹐條分縷析﹐鞭辟入里﹐使學生聽得入迷。他講羅丹的代表作﹐將此書主要精神介紹給學生﹐不搞死背硬記﹐希望發揮主觀能動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實質’。若時光倒流非癡人說夢﹐有幸拜聽先生一席之談﹐豈不快哉?

傅雷對後世的啟迪﹐絕不止於其翻譯和藝術成就﹐一部<<傅雷家書>>﹐纖筆勾勒出一個縹緲的倫理中國﹐其傳統文人的傲骨﹐風骨勁健的懿範﹐對藝術和真理的赤誠追求﹐猶化成五線譜上蕭邦夜曲的每顆音符﹐影響著鋼琴大師傅聰的音樂與人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傅聰負笈波蘭﹐授學於杰維埃茨基教授門下﹐‘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是父親傅雷臨別的叮嚀。怒庵先生性格耿直﹐在風雨欲來的‘崢嶸歲月’裡﹐心情難免郁悶﹐把悠悠心事﹐摺成一紙又一紙墨硯飄香的家書﹐送到在遠方深造的兒子手中﹐隻言片語﹐不僅盛載著父親對兒子的諄諄世語﹐也讓先生在風高浪急的情勢下﹐心靈不致如此漂泊。‘盡管我們隔得這麼遠﹐彼此的心始終在一起﹐我從來不覺得和你有什麼精神上的隔閡。父子兩代之間能如此也不容易﹐我為此很快慰。’

‘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斗的勇氣﹐那末莫扎特給我們是無限的信心。’ 傅聰曾言﹐父親這兩句話寫得精辟非常﹐頑疾和貧苦﹐嫉妒和傾軋﹐面對如此逆境﹐莫扎特無畏無懼﹐在精神領域上﹐傅雷以赤子之心﹐抵擋暴風雨來臨之前那蕭殺的平靜﹐在豆大的雨點未及沾污一襲高雅的長衫之時﹐先生與梅馥夫人選擇迎接一個中國式的結局﹐以兩撮蕭然的寒灰﹐在彼岸繼續燃點光明和智慧﹐創造一個曾經山明水秀的清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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