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bertin Orwell 1968

資深體育新聞記者去世﹐不少人為之惋惜。是的﹐運動本有益身心﹐但一場球賽﹐勝負背後﹐太多名和利的糾纏﹐要放鬆心情﹐以詼諧應對﹐實在比「波係圓既」之類的套套邏輯難懂百倍。

這個世界有太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患糖尿病兼血壓高﹐不應該口不擇食﹔結婚以後﹐不應該對伴侶不忠﹔解手以後﹐不應該不洗手.......類似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應不應該﹐純屬主觀意願 ﹐而現實本身﹐卻往往事與願違。從現代奧林匹克創始人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發起奧運以降﹐運動和政治﹐從來密不可分﹐關鍵只在於跟政治上鉤的目的為何。

近百年來﹐奧運政治化﹐橫嶺側峰﹐都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一九二零的奧運會﹐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奧運委員會當年的理由﹐是為了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勇抵抗德軍入侵的比利時國民致敬。一九三六年﹐奧運給納粹德國無情狎弄﹐正如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傳媒如音色上乘的鍵琴﹐只供政府彈奏﹐經希特勒「祝福」的「聖火」﹐不久化成千千萬萬肆虐歐洲的厲鬼火舌﹐把世界和平燒成灰燼。二戰前後﹐在德國的猶太學者坎佩萊(Victor Klemperer)身受納粹所害﹐認為當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政治計劃。二戰結束﹐一九四八年的奧運在倫敦舉行﹐紀念英國熬過納粹的大轟炸 (The Blitz)﹐並感謝英國人為和平所作出的貢獻。

西方的偽善﹐可從歷屆的奧運主辦所屬國略窺一二。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一九四零年的東京(運動會後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 ﹑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以及今屆的北京﹐皆不屬西方定義的樂土之列。道不同﹐理應不相為謀﹐卻何故授權前後﹐態度如此迴異？ 西方的有識之士﹐能否驗證一下十米高台跳水﹐如何能為地球的另一邊﹐激起民主自由的浪花？

奧運精神﹐顧拜旦如此期許：「奧運會最重要的﹐並非勝負﹐而是參與﹐猶如人生最重要的﹐並非勝利﹐而是奮鬥。」不少人相信﹐運動競賽﹐能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對此抱懷疑態度﹐認為不同的民族在球場上一決高下﹐可避免在戰場上以性命相搏。運動項目﹐競爭難免﹐其終極意義是獲勝。若比賽背後﹐沒有因勝負而引伸的虛榮和尊嚴問題﹐運動確實能帶來純粹的樂趣。但當一名運動員﹐要背負個人榮辱﹐甚或國家民族的體面而賽﹐事情就複雜了﹐只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說白了﹐是一場模擬的戰爭。(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port is frankly mimic warfare.)

運動員的包袱﹐大部分都是外加的﹐觀眾的觀賽態度﹐直接影響運動員的狀態和表現﹐但更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是所謂國家民族的尊嚴。奧威爾認為﹐球踢得好﹐步跑得快﹐ 在威權者眼中﹐全都是國家實力的測試和體現。他以拳擊為例﹐一位白人拳手和一位非白人拳手﹐在膚色混雜的觀眾群面前對賽﹐你將必目睹這世界上最醜陋的嘴臉。

任何國際性的運動比賽﹐要秉持甚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顯然需要一個成熟的民族所應有的胸襟和智慧﹐奧威爾這位英國大作家﹐曾經被派駐緬甸當殖民警察﹐將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意識﹐投射到運動場上的角力﹐並不讓人意外。法國哲學家薩特也曾說﹐在被殖民的土地上﹐真相赤條條地站著﹐而殖民國的子民情願把它蓋上衣裳。(In the colonies the truth stood naked, but the citizens of the mother country preferred it with clothes on.)

足球和拳擊﹐是英美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在奧威爾的眼中﹐這全是民族主義作怪。都市人每天對著呆板的工作﹐乏味的生活﹐靈魂出竅屬等閒事﹐要為全體國民招魂﹐沒甚麼比體育競賽來得更有效。從古羅馬和拜占庭﹐到現代社會的倫敦和紐約﹐勇士不會再給統治者扔到鐵籠裡﹐作獅子老虎的點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偶爾肢體碰撞﹐血如泉湧﹐萬綠叢中一點紅﹐抱著16比9高清闊銀幕大電視的現代球迷﹐還是會很喜歡看的。對奧威爾而言﹐真正的運動比賽﹐沒所謂公平原則﹐只有嫉妒﹑仇恨﹑自吹自擂﹐還有耳聞目睹暴力的快感﹐換句話說﹐是一場減掉槍擊的戰爭。(It is war minus the shooting.)

說法太誇張了嗎？見識過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足球流氓惡行(Hooliganism)﹐又或者是澳洲人對其足球運動(類似美式足球﹐但頭盔護膊欠奉﹐在球場上硬橋硬馬推拉撞碰) 的鬼上身狂熱﹐你會讚嘆奧威爾的高瞻遠矚。


體育盛事﹐即使沒有政治宣傳的直接介入﹐有時候也會給運動員﹐以國內的政治矛盾﹐去騎劫奧運的國際焦點。英國的泰晤士報﹐最近專訪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田徑200米的獎牌得主湯美史密(Tommie Smith)和約翰卡路士(John Carlos)。這兩位黑人運動員在訪問中﹐指責奧委會將奧運主辦權授予北京﹐認為四十年來﹐全世界都在原地踏步﹐對人權問題置若罔聞﹐卡路士更鼓勵今屆 的運動員效法其當年所為﹐以良心向強權說不﹐但史密警告﹐利用奧運作宣揚政治信息的平台﹐運動員要有心理準備作出犧牲。


史密和卡路士所提及的犧牲﹐到底是怎麼回事？四十年前﹐這兩位美國非裔田徑選手參加奧運男子二百米決賽﹐史密以19秒83的成績刷新當時的世界記錄奪金﹐澳洲選手諾曼奪銀﹐卡路士以第三最佳成績取得一面銅牌。比賽完畢﹐他們沒穿運動鞋﹐卻穿上黑襪子﹐以象徵黑人在美國的貧苦狀況﹐然後昂然踏上頒獎台﹐史密更頸繫黑色絲巾﹐隱喻黑人的自豪和光榮。當大會奏起美國國歌﹐兩人套上黑色手套﹐單拳朝天﹐低頭默念遠在美國國土的黑人弟兄。有人在場館喝倒采﹐史密事後解釋﹐他以美國人﹐而非美國黑人的身份取得勝利﹐ 他們以身為黑人為榮。


六個月前的同一年﹐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全國震驚﹔六個月後﹐史密和卡路士登上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而惡夢亦隨之而來。奧委會隨即終止兩人往後參加奧運的資格﹔回國後﹐他們受盡主流社會歧視﹐屢被僱主拒於招聘門外﹐而史密的母親在1970年更因心臟病發去世﹐全因當地農民仇視其兒子﹐將死老鼠混於糞肥堆中﹐一併塞進家門口的郵箱﹐老人受驚過度身故。卡路士亦生活困苦﹐妻子因抵受不住長期的家庭及社會壓力而自殺。回首往昔﹐兩位前奧運好手告誡今屆參選的運動員﹐奧運期間﹐宣示政治立場﹐要考慮隨之而來的代價。同屆奪得銀牌的澳洲運動員諾曼年前去世﹐其生前接受泰晤士報的最後訪問﹐也提到運動員並非把政治介入體育的理想人選﹐暗示西方領袖要主動運用影響力﹐把人權等訴求表達清楚。奧運和政治混為一談﹐由此又可見一例。


一九六八年﹐標誌著一個近代史上的歷史文化圖騰。布拉格之春﹐越戰及反戰浪潮﹐馬丁路德金被殺後的黑人民權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女權主義運動的誕生﹐十月的墨西哥奧運﹐全世界的熱血青年﹐崇拜性與暴力﹐沉淪毒品與搖滾所帶來的升仙快感﹐去對抗現實社會的壓迫和不公。四十年後﹐人以瞎鬧嚇鬼﹐鬼以胡扯恫人﹐看似人鬼殊途﹐其實殊途同歸。西方杯葛奧運﹐固然無聊之極﹐ 也註定失敗﹐運動員以時間和汗水﹐來交換一次競技場上的表現機會﹐列車錯過了﹐可以再等下一列﹐奧運卻可能只一生一次。要他們相信﹐弄熄火炬﹐拒絕參賽﹐ 則世界某一個角落會變得更光明﹐稍有理智的運動健兒﹐都知道自己不可能當上摩西這個角色。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重溫歷史的好處之一﹐在於了解人類在一個惡性循環中﹐何以不斷重複歷史﹐生生不息﹐永無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