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無愧怍心常坦 身處艱難氣若虹

一代老報人溘然長逝﹐多少故人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古今多少風骨之士﹐一生以真理對抗強權﹐當滿朝的文武百官在宮廷帷幕之下在景仰著慈禧指末的一彎長甲﹐一位名慶同字仲甫的青年人正遠赴東瀛﹐此時此刻﹐不知他在作何所想。

一切得回到十九世紀中業的大清帝國。洋務運動﹐冀以‘師夷長技以自強’﹐西洋新科技一併引進﹐但一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盡墨﹐國人視之為奇恥大辱﹐讀書人忿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向日本割地陪款﹐十八省舉人﹐遂匯聚北京﹐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連署上奏皇帝的萬言書﹐國民問政風氣漸長﹐維新運動﹐雖得帝師翁同龢及湖廣總督張之洞支持﹐光緒皇帝對康﹐梁及戊戍六君子等亦加以扶掖﹐新政以君主立憲為目標﹐銳意展開軍事﹐政治等全方位革新﹐惟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牢握軍政大權﹐新政推行不久﹐因觸動了制度內保守勢力的既得利益﹐很快就演變成一場政變﹐最終以幽禁光緒﹐廢除新政落幕。

戊戍六君子拋頭顱﹐灑熱血﹐血濺菜市口﹐百日維新﹐為往後的百年中國定下了不可逆轉的方向﹐二十世紀的晨鐘一響﹐猶預示了一個跌宕的革命時代的降臨。腐敗無能的清廷政府﹐在巨變前夕垂死掙扎﹐行清末新政﹐慈禧仿行立憲﹐但革命黨人的勢力已銳不可擋﹐一場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下了立馬之威﹐也開創了現代中國謀求民主共和之態勢﹐奈何所謂共和政體﹐形不實而神不似﹐北洋時期的民國﹐府院惡鬥﹐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社會動蕩不安﹐法治為何物﹐全國上下不知就裡﹐陳獨秀則認為﹐法治的必然歸宿為憲政: ‘以法治實利為重者﹐未嘗無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結虹﹐社會個人﹐不相依賴﹐人自為戰﹐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各守分際﹐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會經濟﹐亦因以然有敘。’ (<<獨秀文存 - 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有云國難當前﹐匹夫有責﹐在封建帝制與民主共和的歷史夾縫之間﹐袁世凱擁兵自重﹐有恃無恐﹐意欲稱帝﹐一句尊孔復古﹐為其洪憲帝制﹐舖墊輿論文化的基礎﹐無異於向思想革新的仁人志士宣戰。世事紛紜﹐人心思變﹐救中國﹐建共和﹐有識之士紛紛義無反顧﹐投身救國之事業﹐乘亂石崩雲﹐驚濤裂岸之勢﹐陳獨秀一夫當關﹐在上海創辦前身<<青年雜誌>>的白話文刊物<<新青年>>﹐刮起一場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思辯狂潮﹐民主和科學﹐為新文化運動鳴放二十一響禮炮﹐得仲甫先生引介﹐德先生和賽先生自此在中華大地﹐肩負起挑戰儒學的歷史重任﹐更得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助拳﹐更延聘魯迅﹐李大釗等人出任教職﹐吸納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到<<新青年>>編輯部﹐為新文化陣營壯大聲勢﹐北大儼如代表嚮往自由﹐顛覆傳統﹐反抗權威等思想﹐一新舊社會之耳目﹐震撼了萬千學子的心靈﹐奮起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戰﹐為五四運動創造了一個客觀環境。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學術自由’﹐人事任命﹐作風不拘一格﹐把學位教授職稱欠奉的陳獨秀聘為教授﹐<<新青年>>的陣地﹐自此從上海移師北京。

古希臘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曾言﹐唯受教育之士得自由(Only the educated are free.)﹐在家國漸將傾頹的歷史瞬間﹐陳獨秀深信思想啟蒙的重要性﹐承洋務派和維新運動的救國之志﹐十九歲時接觸維新派的<<時務報>>﹐後跟安徽維新派交往﹐一力撰印<<揚子江形勢論略>>﹐就整治長江向清廷進言。一九零四年﹐在其創辦的<<安徽俗話報>>中曾道 ‘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並提出‘國亡家破﹐四字相連’的觀點﹐望啟發國人的政治覺悟以外﹐亦力圖破除社會上各式宗教迷思和逆來順受的人生觀。根據陳獨秀的思想體系﹐老﹐莊哲學﹐屬苟安忍辱之流﹐‘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封建之禮教﹐尚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柔弱為教﹐不為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為之風﹐於焉以斬。’ (<<獨秀文存 - 答李大槐>>)﹐所謂‘槍打出頭鳥’苟且不如歹活﹐如此安身之道﹐在國民的潛意識裡驅之不散﹐緣自 ‘老尚雌退﹐儒尚禮讓﹐佛說空無。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屍﹐且不可得也!’ (<<獨秀文存 - 抵抗力>>) 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批評迂腐的教育體制﹐只能盛產弱質之流﹐今人叩讀﹐仍深感共鳴﹐‘余每見吾國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 他日而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 他日而為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戰不屈也?......他日而為實業家﹐焉能思窮百藝﹐排萬難﹐冒萬險﹐乘風破浪﹐制勝萬里外也?’ 再念及近期爭辯不休的大局論﹐仲甫先生之言﹐可堪再讀: ‘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沖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

論新文化運動對後世的影響﹐當數文學革命掀起的狂瀾﹐是非功過﹐後人一直爭喋不休。按陳獨秀於<<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之言﹐愛國青年‘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依先生之見﹐清末民初時期的許多文學作品﹐揭露時弊﹐反映現實的屈指可數﹐黑幕派和鴛鴦蝴蝶派等萎靡之音則風行一時﹐效忠封建勢力的清客以文尊孔﹐實有違中國古典文學和近代文學進步之風﹐嚴重窒礙‘思想啟蒙’﹐一場文學革命﹐刻不容緩﹐願‘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

為‘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陳獨秀遂於<<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對頑垢深積的封建文人宣戰。文學革命﹐筆墨皆空相﹐以‘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作‘革新政治’的‘利器’﹐開墾‘新文明’﹐ 改造‘國民性’﹐‘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沒有先生振臂一呼﹐也就沒有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吶喊>>等一系列震撼中華民族的警世之作﹐更沒有後來如李大釗等以唯物史觀細察文學世界內的各式精神現象﹐為故國山河泛上幾度夕陽紅。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年十一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論政﹐發表<<隨感錄>>﹐月旦時事﹐勇抗強權﹐並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跟北大的一眾教授和同學上街散發傳單﹐隨即被捕。

逮捕陳獨秀﹐新文化運動之勢反更形迅猛﹐簡接造就了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契機﹐仲甫先生和李大釗同道﹐一直為革命事業四出奔走﹐足跡踏遍大江南北﹐上世紀二十年代﹐陳獨秀多番在租界被捕﹐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在獄中寫成針砭黨國時政的七言絕句共五十六首組詩<<金粉淚>>﹐革命激情和愛國熱忱的情思﹐皆力透指背﹐一字一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廊裡﹐依舊迴蕩如昔﹐振聲發瞶。

一九三三年﹐老朋友劉海粟先後兩次探望獄中的陳獨秀﹐一次﹐他從黃山歸來﹐與仲甫先生共賞<<古松圖>>﹐先生有感而發﹐即席題詩: '黃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景﹐各有其圖。’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先生晚年靜居四川﹐在烽火連天的黃土地上渡過餘生。今人伏案﹐以有我之境﹐細讀他對康米尼斯特的最後見解﹐猶見先生在夜色蒼茫的江津湖畔獨自往來﹐實有‘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