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闕還沒唱完的自由之歌

自由之路從不平坦﹐事隔四十年﹐黑白照片中的吉光片羽﹐蝕刻了雲怒雷激的一九六八。馬丁路德金振奮人心的動人演說﹐為無數的黑人弟兄﹐編織出一個如夢如幻的理想國﹐最後以自己的生命﹐為一段美國近代民權抗爭史烙下了序章。

四十年過去了﹐美國民權領袖杰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牧師永遠記得當年的四月四日。當時才二十六歲的他﹐是馬丁路德金的門生﹐跟恩師生前的最後一段對話﹐回想起來﹐還瀝瀝在目。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兩人身處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城﹐正準備離開下塌的萊恩旅店﹐馬丁路德金在其306號臥室外的陽台佇立良久﹐跟傑克遜準備起行﹐相約當地的一位牧師共進晚膳﹐臨行前還告誡傑克遜應打一下領帶﹐以示尊重對方﹐傑克遜回話﹐說晚餐必要的是胃口﹐不是領帶。(The requisite for dinner is an appetite, not a tie.)﹐馬丁大笑﹐然後轉身對同行的樂手伯蘭說﹐晚上記得要表演他最喜歡的歌﹐‘要奏<<牽我手﹐珍愛的上帝>>啊﹐要奏得漂亮一點。’ 這就是馬丁路德金的最後一句話。

‘呯!’

語音未落﹐傑克遜緊隨聽到的﹐是有人高喊‘趴下’﹐警員迅即趕到﹐提槍戒備。‘我在滿地鮮血的陽台一步步地爬﹐情景實在可怕。’ 馬丁路德金就躺在陽台的欄杆旁﹐朋友在其耳邊呼喚振作﹐但傑克遜記得﹐當時馬丁路德金已無任何生命跡象﹐他正要告知馬丁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間的一步之遙﹐印象中卻是走了很遠很遠﹐舉步維艱的感覺﹐沒有誰比當時的傑克遜清楚。

是這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改變了傑克遜的一生﹐使他從此踏上了在美國爭取種族平等的不歸路﹐他絕不允許一顆子彈﹐把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的成就毀於一旦。

一切得從一九五五年開始說起。當年的十二月一日﹐黑人婦女羅莎柏克斯(Rosa Parks)在巴士上拒絕向白人乘客讓座﹐因而觸犯了蒙哥馬利市的種族隔離法被警方拘捕。四天後﹐時任牧師的馬丁路德金發起罷乘運動﹐杯葛持續了385天﹐事件一直處於膠著狀態﹐運動中馬丁路德金也曾被捕﹐但最終美國地方法院裁定廢除所有在蒙哥馬利公共汽車上黑人要給白人讓座的種族歧視惡法。自此﹐馬丁路德金開始在黑人民權運動中嶄露頭角。

一九五七年﹐金牧師首次籌辦南方基督徒領袖會議﹐目的在於團結黑人教會的力量﹐上承印度聖雄甘地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理念﹐就一系列關於公民權利改革的構想﹐以遊行示威等方式﹐開展漫長的鬥爭歲月。馬丁路德金的抗爭哲學﹐新聞界以鋪天蓋地的報道方式﹐匯聚成一股公眾同情黑人不公平待遇的輿論﹐為民權運動推波助瀾﹐轉移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美國國內的政治主軸﹐公民抗命的團體﹐亦有如雨後春荀﹐形成各據山頭的六大組織(Big Six)﹐在一九六三年發起華盛頓遊行﹐主題環繞工作和自由的不平等待遇。在林肯紀念館前﹐馬丁路德金發表了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不但成為後世研究演說修辭學的典範之一﹐也奠定了這位民權領袖在美國黑人抗爭史上不朽的地位。

演說要成功牽動聽眾情緒﹐牧師出身的馬丁路德金掌握了一切煽動家應具備的本領﹐演說時把情緒語調的高低轉折﹐發揮得淋漓盡致﹐時而激昂﹐時而低迴﹔他深明華盛頓遊行的重要性﹐在演詞中﹐處處發現他匠心獨運的筆跡﹐如擅用舊約聖經中的詩篇和以賽亞書﹐以宗教作全國聽眾的最大公約數﹐所節錄的經文﹐和美國過往不光彩的奴隸史交錯運用﹐一場正義之戰﹐代價難免﹐‘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詩篇第30章第5節)﹐苦難過後﹐必見光明﹐‘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第5章24節)﹐在國家面前﹐馬丁路德金期許國家兌現立國之初的共和承諾﹐國民不分種族膚色﹐同樣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天涯路遠﹐但‘我有一個夢想﹐一天﹐我四個孩子會在一個評價他們的品格而非膚色的國度裡生活。’

沸沸揚揚的種族抗爭﹐到一九六五年出現變數。同年三月七日的一場遊行﹐暴民和警察以暴力迎接示威人士﹐雙方爆發激烈衝突﹐史稱‘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這溢滿鮮血的主息日﹐逆轉了主流民意對民權運動的支持﹐質疑馬丁路德金一直提倡非暴力抗爭手段的道德純度﹐但衝突爆發前﹐牧師和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會談﹐商議把遊行延期至三月八日﹐發生事故當天﹐馬丁路德金並不在場﹐事件最終失控﹐他始料不及之餘﹐民權領袖之間關於抗爭路線的分歧﹐也開始無所遁形。

一九六七年的美國﹐政治氣氛濛混不堪﹐民權運動碰上越戰﹐馬丁路德金堅決反戰﹐認為戰爭勞民傷財﹐炮轟美國國會連年枉耗資源﹐一場遠在越南的不義之戰﹐無助改善國內的貧窮問題﹐在金牧師的眼中﹐當時的美國﹐正處於精神道德幾近消亡的彌留狀態。和平時期﹐言論自由﹐理所當然﹐但每逢美國要對外發動戰爭﹐全國上下﹐隨即同仇敵愾﹐統一口徑﹐馬丁路德金的反戰言論﹐惹來社會上左右兩派群起而攻之﹐更對正了種族歧視分子的脾胃﹐為這位敢言民權領袖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在被殺前一晚﹐馬丁路德金發表‘峻嶺之巔’的演說﹐相信自己會當凌絕頂﹐聖經中描述的迦南就在眼底下。四十年後﹐傑克遜撫今追昔﹐民權運動此起彼落﹐生活在美國的黑人﹐希望之鄉是否依舊遙遠?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黨內選舉﹐連月來惡鬥連場﹐支持奧巴馬的牧師維特﹐早陣子語出驚人﹐更一直死咬種族議題不放﹐硬要把奧巴馬和希拉里之爭﹐接駁到解放黑奴爭取民權的歷史脈絡﹐維特敢言之舉﹐能收嘩眾取寵之效﹐但立論則未免過於牽強。無可否認﹐在過去的四十多年﹐美國黑人積極投身政治﹐從一九六五年的三百名黑人民選政客﹐遞增至現在的一萬多名﹔國務卿一職﹐前任有鮑威爾﹐現任的有萊斯﹐兩位黑人精英輪流坐莊﹐一個決定﹐足以左右總統的定奪﹐從而影響世界大局﹔而總統大選逼近﹐出身平民的奧巴馬﹐更有望成為美國有史以來首位黑人總統。這些數字和背後的客觀現實﹐或許足可告慰馬丁路德金和其他先烈的英靈。但民權運動的成就﹐量變之後﹐有否催生質變的化學作用呢?

據傑克遜牧師了解﹐現在的美國﹐四個黑人當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比率達百分之二十五﹐比白人百分之八的比例要高三倍多﹔百分之七十的黑人兒童沒完成中學課程﹔在新澤西州﹐黑人學童給校方革除的案例﹐要比白人高出近六十倍﹔美國黑人呆在監獄的﹐遠要比留在學校的多。而令牧師震驚的是﹐黑人的平均壽命﹐比白人少六歲: ‘有色人種的嬰兒死亡率普遍較高﹐人均壽命較短﹐失業人數較多﹐受教育的比例較低。稅交多了﹐得到的卻少了。這就是四十年後的一些概況。’

‘馬丁路德金生前致力爭取社會公義。四十年後﹐黑人從政的案例顯然增加了﹐而他們的任務﹐大多都在收拾爛攤子。一些美國內陸城市﹐過往管治不當﹐商人投資減少﹐城區缺乏經濟動力﹐槍械和毒品問題卻與日俱增。’ 在一個給遺棄的角落﹐一流的監獄﹐三流的學校﹐舉目皆是。

但傑克遜對美國的前景﹐仍抱有一線希望: '密西西比州最為人所知的﹐是過去一連串殺害黑人民權活躍分子的回憶。但現在的密西西比﹐卻選出了一位非裔美國人當總統候選人﹐這是一個難忘的時刻。’ 傑克遜自己就曾經在1984和1988年參加民主黨內總統提名選舉﹐在十一場的初選中勝出五場﹐無緣獲得黨內提名。

二十多年前在艾奧華州﹐一個黨內競選的晚上﹐一位年紀老邁的白人跟傑克遜說: ‘牧師﹐你的理念很好﹐但我們還沒準備好。但不要放棄說服我們。’ 2008年﹐奧巴馬在全國勢如破竹﹐也不忘向傑克遜牧師致敬。一九六八年在萊恩旅店的陽台﹐傑克遜親身體驗生命的脆弱和無常﹐馬丁路德金的心跳停止了﹐但黑人民權運動的步伐﹐四十年來卻從不止息﹐他們誓要譜出一闕世代唱頌的自由平等之歌。

百年一夢 煙雨星塵

剛過去的四月上旬﹐國家圖書館舉辦‘潔白的豐碑’展覽﹐銘念一代翻譯巨匠傅雷百年誕辰﹐好讓擅於失憶的炎黃子孫﹐以展版形式﹐接收這位傑出教育家的點滴資訊。難得一睹怒庵先生的著譯手稿和家書﹐一手清麗逸秀的毛筆字﹐書寫了他的生命歷程﹐也潤澤了他一揮衣袖下的中華兒女。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黃土地上﹐軍閥林立﹐群雄征伐﹐烽火連天﹐民不聊生﹐社會失範。好男兒投筆從戎時為風尚﹐‘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候。’ 蔣介石以詩明志﹐如此革命激情﹐年青的傅雷也曾經熱血滿腔﹐然而天意難測﹐絕緣於戎馬生涯﹐命運卻把他送上了法國郵船安德烈勒邦號﹐航向一片波光粼粼的心靈學海。

‘我記得很清楚﹐我二三十歲在巴黎﹐瑞士﹐義大利以及法國鄉間﹐常常在月光與星光之下﹐獨自在林中水邊踏著綠茵﹐呼吸著濃烈的草香於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疏散苦悶﹐或是沉思默想。’

這是傅雷先生回想留學法國期間的一段話。七十年前﹐先生考進巴黎大學﹐主修文藝理論﹐塞納河畔﹐星斗下垂﹐引領著傅雷走上畢生追求藝術之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刻下不少父母﹐把子女送到外國﹐真正之目的為何﹐實意見紛陳﹐惟傅雷年少早慧﹐一九二九年的仲夏﹐在法國和瑞士交界的萊芒湖畔﹐完成生平第一篇譯作<<聖揚喬而夫的傳說>>﹐年輕人沒把學位之事放上心頭﹐也老早明白以學位謀生﹐有時也必須﹐但絕非衡量學問的標誌。當今之物慾社會﹐利字當頭﹐放洋留學﹐只求學位﹐不求學問﹐更遑論對理想的年少清狂和執著。

傅雷著作等身﹐向中國讀者引介翻譯了不少法國文豪如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和丹納的作品。論翻譯之道﹐傅雷首重神似﹐並對此詳加解釋: ‘領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又為一事。況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東方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e殊難彼此融洽交流。’

‘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和諧’﹐乃傅譯之最佳詮釋。惟東西文化之mentalite(法語﹐中文有‘心態’一譯)迴異﹐翻譯時適當採用西洋長句﹐豐富中國語言﹐成了先生傳達原著精髓之法。舉凡翻譯之大家﹐很難對譯作滿意﹐如何表達原文的修辭﹐務求使譯文如行雲流水卻又不失嚴密之結構﹐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滲入優美華麗的詞藻﹐時時刻刻縈繞在翻譯大師的腦海中。藝術的完美極致﹐可望而不可即﹐傅雷一生三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對自己的譯文從未滿意﹐堅持‘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力臻翻譯宇宙之化境﹐以才氣御筆﹐為中華文化蘸上法蘭西夜空的閃爍星河﹐先生前無古人﹐不容置疑。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學成回國﹐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美術史及法語﹐並翻譯了作家葛塞爾的<<羅丹藝術論>>﹐中國的莘莘學子﹐自此有緣接觸一代法國雕刻大師的藝術魅力。十九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神速﹐創造大量物質財富剩餘﹐貴族生活墮落﹐拿破崙三世一念帝國野心﹐不敵其眼中蠻荒的普魯士﹐法國國力漸頹﹐社會貧富之間愈形對立﹐哲人尼采一句‘上帝已死’﹐迅即燃點個人意志和力量﹐惟自我完善方能自救﹐羅丹深受感召﹐其雕塑名作‘沉思者’﹐也許是他在鏡子上發現的那一個超我: 眉宇深鎖﹐在石墩上屈身而坐﹐俯仰之間﹐他卸下了華衣﹐以赤驅感受人間的疾苦﹐維護生命的尊嚴﹐以雕塑追索人類內在深邃的靈性和力量﹐以<<吻>>去紀錄兩性熱戀時每一條肌肉所宣示的情感誓言﹐以<<巴爾扎克>>控訴殘酷的現實如何為作家的窮窘定罪﹐以<<地獄之門>>為但丁的<<神曲>>背書﹐以青銅鑄刻人類一段穿越時空的苦難篇章。

一代美術家劉海粟與傅雷在留法期間曾結為至交﹐曾言怒庵先生 '善于教書﹐講美術史課時﹐牆上放有名畫幻燈﹐學生又發給明信片或小畫片﹐互相對照﹐條分縷析﹐鞭辟入里﹐使學生聽得入迷。他講羅丹的代表作﹐將此書主要精神介紹給學生﹐不搞死背硬記﹐希望發揮主觀能動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實質’。若時光倒流非癡人說夢﹐有幸拜聽先生一席之談﹐豈不快哉?

傅雷對後世的啟迪﹐絕不止於其翻譯和藝術成就﹐一部<<傅雷家書>>﹐纖筆勾勒出一個縹緲的倫理中國﹐其傳統文人的傲骨﹐風骨勁健的懿範﹐對藝術和真理的赤誠追求﹐猶化成五線譜上蕭邦夜曲的每顆音符﹐影響著鋼琴大師傅聰的音樂與人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傅聰負笈波蘭﹐授學於杰維埃茨基教授門下﹐‘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是父親傅雷臨別的叮嚀。怒庵先生性格耿直﹐在風雨欲來的‘崢嶸歲月’裡﹐心情難免郁悶﹐把悠悠心事﹐摺成一紙又一紙墨硯飄香的家書﹐送到在遠方深造的兒子手中﹐隻言片語﹐不僅盛載著父親對兒子的諄諄世語﹐也讓先生在風高浪急的情勢下﹐心靈不致如此漂泊。‘盡管我們隔得這麼遠﹐彼此的心始終在一起﹐我從來不覺得和你有什麼精神上的隔閡。父子兩代之間能如此也不容易﹐我為此很快慰。’

‘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斗的勇氣﹐那末莫扎特給我們是無限的信心。’ 傅聰曾言﹐父親這兩句話寫得精辟非常﹐頑疾和貧苦﹐嫉妒和傾軋﹐面對如此逆境﹐莫扎特無畏無懼﹐在精神領域上﹐傅雷以赤子之心﹐抵擋暴風雨來臨之前那蕭殺的平靜﹐在豆大的雨點未及沾污一襲高雅的長衫之時﹐先生與梅馥夫人選擇迎接一個中國式的結局﹐以兩撮蕭然的寒灰﹐在彼岸繼續燃點光明和智慧﹐創造一個曾經山明水秀的清涼世界。

Coubertin Orwell 1968

資深體育新聞記者去世﹐不少人為之惋惜。是的﹐運動本有益身心﹐但一場球賽﹐勝負背後﹐太多名和利的糾纏﹐要放鬆心情﹐以詼諧應對﹐實在比「波係圓既」之類的套套邏輯難懂百倍。

這個世界有太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患糖尿病兼血壓高﹐不應該口不擇食﹔結婚以後﹐不應該對伴侶不忠﹔解手以後﹐不應該不洗手.......類似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應不應該﹐純屬主觀意願 ﹐而現實本身﹐卻往往事與願違。從現代奧林匹克創始人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發起奧運以降﹐運動和政治﹐從來密不可分﹐關鍵只在於跟政治上鉤的目的為何。

近百年來﹐奧運政治化﹐橫嶺側峰﹐都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一九二零的奧運會﹐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奧運委員會當年的理由﹐是為了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勇抵抗德軍入侵的比利時國民致敬。一九三六年﹐奧運給納粹德國無情狎弄﹐正如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傳媒如音色上乘的鍵琴﹐只供政府彈奏﹐經希特勒「祝福」的「聖火」﹐不久化成千千萬萬肆虐歐洲的厲鬼火舌﹐把世界和平燒成灰燼。二戰前後﹐在德國的猶太學者坎佩萊(Victor Klemperer)身受納粹所害﹐認為當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政治計劃。二戰結束﹐一九四八年的奧運在倫敦舉行﹐紀念英國熬過納粹的大轟炸 (The Blitz)﹐並感謝英國人為和平所作出的貢獻。

西方的偽善﹐可從歷屆的奧運主辦所屬國略窺一二。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一九四零年的東京(運動會後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 ﹑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以及今屆的北京﹐皆不屬西方定義的樂土之列。道不同﹐理應不相為謀﹐卻何故授權前後﹐態度如此迴異？ 西方的有識之士﹐能否驗證一下十米高台跳水﹐如何能為地球的另一邊﹐激起民主自由的浪花？

奧運精神﹐顧拜旦如此期許：「奧運會最重要的﹐並非勝負﹐而是參與﹐猶如人生最重要的﹐並非勝利﹐而是奮鬥。」不少人相信﹐運動競賽﹐能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對此抱懷疑態度﹐認為不同的民族在球場上一決高下﹐可避免在戰場上以性命相搏。運動項目﹐競爭難免﹐其終極意義是獲勝。若比賽背後﹐沒有因勝負而引伸的虛榮和尊嚴問題﹐運動確實能帶來純粹的樂趣。但當一名運動員﹐要背負個人榮辱﹐甚或國家民族的體面而賽﹐事情就複雜了﹐只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說白了﹐是一場模擬的戰爭。(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port is frankly mimic warfare.)

運動員的包袱﹐大部分都是外加的﹐觀眾的觀賽態度﹐直接影響運動員的狀態和表現﹐但更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是所謂國家民族的尊嚴。奧威爾認為﹐球踢得好﹐步跑得快﹐ 在威權者眼中﹐全都是國家實力的測試和體現。他以拳擊為例﹐一位白人拳手和一位非白人拳手﹐在膚色混雜的觀眾群面前對賽﹐你將必目睹這世界上最醜陋的嘴臉。

任何國際性的運動比賽﹐要秉持甚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顯然需要一個成熟的民族所應有的胸襟和智慧﹐奧威爾這位英國大作家﹐曾經被派駐緬甸當殖民警察﹐將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意識﹐投射到運動場上的角力﹐並不讓人意外。法國哲學家薩特也曾說﹐在被殖民的土地上﹐真相赤條條地站著﹐而殖民國的子民情願把它蓋上衣裳。(In the colonies the truth stood naked, but the citizens of the mother country preferred it with clothes on.)

足球和拳擊﹐是英美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在奧威爾的眼中﹐這全是民族主義作怪。都市人每天對著呆板的工作﹐乏味的生活﹐靈魂出竅屬等閒事﹐要為全體國民招魂﹐沒甚麼比體育競賽來得更有效。從古羅馬和拜占庭﹐到現代社會的倫敦和紐約﹐勇士不會再給統治者扔到鐵籠裡﹐作獅子老虎的點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偶爾肢體碰撞﹐血如泉湧﹐萬綠叢中一點紅﹐抱著16比9高清闊銀幕大電視的現代球迷﹐還是會很喜歡看的。對奧威爾而言﹐真正的運動比賽﹐沒所謂公平原則﹐只有嫉妒﹑仇恨﹑自吹自擂﹐還有耳聞目睹暴力的快感﹐換句話說﹐是一場減掉槍擊的戰爭。(It is war minus the shooting.)

說法太誇張了嗎？見識過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足球流氓惡行(Hooliganism)﹐又或者是澳洲人對其足球運動(類似美式足球﹐但頭盔護膊欠奉﹐在球場上硬橋硬馬推拉撞碰) 的鬼上身狂熱﹐你會讚嘆奧威爾的高瞻遠矚。


體育盛事﹐即使沒有政治宣傳的直接介入﹐有時候也會給運動員﹐以國內的政治矛盾﹐去騎劫奧運的國際焦點。英國的泰晤士報﹐最近專訪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田徑200米的獎牌得主湯美史密(Tommie Smith)和約翰卡路士(John Carlos)。這兩位黑人運動員在訪問中﹐指責奧委會將奧運主辦權授予北京﹐認為四十年來﹐全世界都在原地踏步﹐對人權問題置若罔聞﹐卡路士更鼓勵今屆 的運動員效法其當年所為﹐以良心向強權說不﹐但史密警告﹐利用奧運作宣揚政治信息的平台﹐運動員要有心理準備作出犧牲。


史密和卡路士所提及的犧牲﹐到底是怎麼回事？四十年前﹐這兩位美國非裔田徑選手參加奧運男子二百米決賽﹐史密以19秒83的成績刷新當時的世界記錄奪金﹐澳洲選手諾曼奪銀﹐卡路士以第三最佳成績取得一面銅牌。比賽完畢﹐他們沒穿運動鞋﹐卻穿上黑襪子﹐以象徵黑人在美國的貧苦狀況﹐然後昂然踏上頒獎台﹐史密更頸繫黑色絲巾﹐隱喻黑人的自豪和光榮。當大會奏起美國國歌﹐兩人套上黑色手套﹐單拳朝天﹐低頭默念遠在美國國土的黑人弟兄。有人在場館喝倒采﹐史密事後解釋﹐他以美國人﹐而非美國黑人的身份取得勝利﹐ 他們以身為黑人為榮。


六個月前的同一年﹐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全國震驚﹔六個月後﹐史密和卡路士登上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而惡夢亦隨之而來。奧委會隨即終止兩人往後參加奧運的資格﹔回國後﹐他們受盡主流社會歧視﹐屢被僱主拒於招聘門外﹐而史密的母親在1970年更因心臟病發去世﹐全因當地農民仇視其兒子﹐將死老鼠混於糞肥堆中﹐一併塞進家門口的郵箱﹐老人受驚過度身故。卡路士亦生活困苦﹐妻子因抵受不住長期的家庭及社會壓力而自殺。回首往昔﹐兩位前奧運好手告誡今屆參選的運動員﹐奧運期間﹐宣示政治立場﹐要考慮隨之而來的代價。同屆奪得銀牌的澳洲運動員諾曼年前去世﹐其生前接受泰晤士報的最後訪問﹐也提到運動員並非把政治介入體育的理想人選﹐暗示西方領袖要主動運用影響力﹐把人權等訴求表達清楚。奧運和政治混為一談﹐由此又可見一例。


一九六八年﹐標誌著一個近代史上的歷史文化圖騰。布拉格之春﹐越戰及反戰浪潮﹐馬丁路德金被殺後的黑人民權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女權主義運動的誕生﹐十月的墨西哥奧運﹐全世界的熱血青年﹐崇拜性與暴力﹐沉淪毒品與搖滾所帶來的升仙快感﹐去對抗現實社會的壓迫和不公。四十年後﹐人以瞎鬧嚇鬼﹐鬼以胡扯恫人﹐看似人鬼殊途﹐其實殊途同歸。西方杯葛奧運﹐固然無聊之極﹐ 也註定失敗﹐運動員以時間和汗水﹐來交換一次競技場上的表現機會﹐列車錯過了﹐可以再等下一列﹐奧運卻可能只一生一次。要他們相信﹐弄熄火炬﹐拒絕參賽﹐ 則世界某一個角落會變得更光明﹐稍有理智的運動健兒﹐都知道自己不可能當上摩西這個角色。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重溫歷史的好處之一﹐在於了解人類在一個惡性循環中﹐何以不斷重複歷史﹐生生不息﹐永無休止。

倚樓極目﹐斯人已遠

著名旅美作家及翻譯家﹐筆名喬志高的高克毅先生大去﹐得年九十有六﹐盡享天年。當華文傳媒的焦點都在討論兩岸的政治局勢是如何詭譎的時候﹐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為高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悼文中除了簡述其生平﹐亦引述其兒子對父親的評語: 「他的一生﹐在中西文化中得到充分體現。他真心相信優秀譯作的關鍵﹐不在於學懂語言﹐而在於了解文字背後的民族和文化。」(His whole life embodied the two cultures. He sincerely believed that the key to good translation was not just knowing the language but hav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and culture behind the words.)

這位語言大師﹐畢生以經營文字為己任﹐在英語的一潭活水中來去自如﹐多年來身體力行﹐翻譯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的<<大亨小傳>> (The Great Gatsby) ﹐伍爾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鄉>> (Long Homeward, Angel), 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戲劇<<長夜漫漫路迢迢>>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等美國當代文學巨著 ﹐散文著作如<<鼠咀集>> ﹐<<灣區華夏>> ﹐還有詮釋美式英語的<<美語新詮>> ﹐與其弟合編<<最新通俗美語辭典>>等﹐終練就其異於常人的中西文化體質﹐再加上一份故國情深的淡淡鄉愁﹐使他完成了橫渡文字大平洋的壯舉﹐擴闊了東方與西方的眼界﹐引劉紹銘先生語：「中國記者中英文都了得的大有人在﹐但像喬志高那樣手揮五弦操縱兩種語文如流水行雲的﹐卻未曾一見。」曾任台北美國新聞處長的司馬笑 (John Bortoff) 為高克毅冠上了‘The ultimate intellectual ’ (不可逾越的知識分子) 的稱號﹐以推崇高先生英文造詣之深﹐和他對美國社會文化了解之廣博。

高先生曾言自己從八歲開始學習英文﹐到了八十多歲﹐仍在不斷追求語言之道﹐他用文字及才情﹐垂範一個終生學習的楷模。刻下不少炎黃子孫﹐空有一腔愛國熱忱﹐而苦無刻苦求學之心﹐高克毅終其一生﹐埋首鑽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語言兵法﹐以上乘的中英雙語能力﹐向華文讀者引介美國不少當代文學作品﹐也為西方有識之士﹐精心英譯白先勇的<<台北人>>﹐以真才實學﹐打通東西文化的任督二脈﹐真正的愛國者﹐高先生當之無愧。他晚年如常從事翻譯工作﹐2001年﹐台灣的時報文化出版社推出<<大亨小傳>>的增訂版﹐高先生在前言中解釋﹐原版與新版﹐前後相隔三十年﹐「把自己從前的譯文拿來重讀一遍﹐發覺有些字詞和片語可以改進﹐可以弄得更為妥貼﹐傳神。」更毫不避嫌地提到：「真正譯錯的地方好像只有兩處 (其中之一就是誤將夏威夷的一個地名當做船名的笑話。) 」為照顧中文讀者﹐高先生在新版為典故酌量加了些註解﹐而他更為讀者上了關於翻譯要旨的一課：

「晚近我們有些青年留學生，學了一些文藝批評名詞，如「解構」、「隱喻」之類，又仿老美本科大學生的派頭，抱著一本 Cliffs Notes《文學經典指南》，惡補一下，就自以為懂得「解讀」。殊不知沒有能力充分「理解」原作者的文字和文化，然後用恰如其分的本國文字傳達出來，怎麼 能產生理想的譯作？」 (費滋傑羅著﹐喬志高譯﹐<<大亨小傳增訂版>> ﹐時報文化出版社)

癖除學究氣味﹐力求筆觸簡潔流暢﹐務求令譯本讀者感受到原著作品的精髓﹐是高克毅先生留給後世有志之士的「翻譯方程式」。譯者之於讀者﹐有如導遊之於遊客﹐眼前本應風光如畫﹐奈何有些譯者功力尚淺﹐得其門而不得其法﹐欲開明窗而不果﹐相反更手執一塊髒布﹐在玻璃上不厭其煩地勤加擦拭﹐卻苦了讀者的眼睛﹐卓越的翻譯家﹐則往往能為讀者徜開一扇通往世界文明之門﹐帶領他們欣賞作品的瑰麗與別致。

一九七三年﹐高克毅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任高級客席研究員﹐同年和宋淇先生編創<<譯叢>>(Renditions) ﹐不但一新西方學界耳目﹐更為<<譯叢>>奠定了英譯中國文學的國際學報地位。<<譯叢>>翻譯的題材相當廣泛﹐古詩﹑散文﹑小說等的譯品繁多﹐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其中一期﹐還首載了張愛玲<<五四遺事>>的英文原稿﹐其筆下的新一代怨女﹐受過良好教育﹐曾經憧憬未來﹐但終究擺脫不了舊社會對女性身心的束縛和糾纏﹐張愛玲並非救世者﹐更沒有當西蒙波娃的外在客觀條件﹐作品中隱現的女性立場﹐是妥協﹐是失落﹐更多的是面對男性世界的屈委和脆弱﹐但“ Love was such a new experience in China that a little of it went a long way. ” (在當時的中國﹐戀愛完全是一種新的經驗﹐僅只這一點點已經很夠味了。) 在女子精神纏腳的年頭﹐能輕嚐自由戀愛的味道﹐此生已無所憾。

高老近年在<<明報月刊>>發表回憶錄﹐其中<<中國的命運在美國？>> 一文﹐講述其當年以留美學生身份﹐參加抗戰救國宣傳工作﹐道出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二戰期間﹐高先生為國內發行的英文月刊China at War(中譯<<戰時中國>>)擔任主編﹐刊登了一幅攝影記者王小亭在上海實地拍攝的經典照片： 一九三七年的淞滬戰役﹐日軍炮火搗毀上海北火車站﹐一個小娃娃在月台上嚎啕大哭﹐四周一片頹垣敗瓦。為喚醒國際對抗日戰爭的關注﹐高先生在紐約版的<<戰時中國>>每年出版蘆溝橋事變(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專號﹐力竭聲嘶地提醒美國讀者﹐亞洲戰場依然硝煙不斷。他亦提到一九四三年﹐蔣宋美齡抵美﹐展現完美外交身段﹐一口南方口音的美語﹐迷倒不少美國民眾﹐而面對羅斯福總統﹐更是談笑用兵﹐當論及中國對美國盟友急需的是軍火援助﹐羅斯福只淡然道：“As fast as the Lord will let us. ” (老天爺讓我們多麼快我們就多麼快) ﹐蔣夫人反唇相譏﹐引用成語回敬︰“The Lor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 (人必自助然後天助之。) 只因高先生對歷史負責﹐才能讓後世有緣見識這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如此風雲的一頁。

聽說高老先生晚年生活孤寂﹐這位飲譽中西的作家﹐在辭世前不久留下了這麼一句話：‘You can take me out of China, but you can never take China out of me.’ (你能使我出走中國﹐卻永遠無法帶走我的中國。) 山河變色﹐歲月無聲﹐高克毅畢生以文字細心守護著中華文化的一線香火﹐此情可鑑。先生的母語並非英文﹐適逢因緣際會﹐筆下穿梭中西文化﹐一切全憑潛深苦修﹐真正的文人﹐在一盞青燈下﹐往往煥發讓人肅然的閃亮光采。在凡事講求效率的年代﹐資訊超載﹐物慾騰飛﹐緊迫的生活節奏﹐人們少為自我的理想而生﹐更多的是為身邊的流言婓語而活。喬先生那消逝的身影﹐有如一陣微風吹過﹐剝落了斑駁的文化記憶﹐散下了瑰麗的語言花瓣﹐與其在冀盼惜花的園丁夕拾一襲清幽的茉莉香﹐倒不如鬆容面對中文日益破敗的濫觴。

教育大玩家的如意算盤 (二)

有教育菁英大談平庸之道﹐主張降低持之已久的教學水平﹐採取中間落墨的政策﹐令更多的學生能夠擠身「Q ‘口麥’ 保證」 的行列﹐脫離挫敗悲情﹐昂首闊步﹐面向未來。學校乃育人之地也﹐傳授書本的知識以外﹐更應該培養學生的品格和素質﹐學府只須提供一個公平合理舒適的學習環境﹐而面對學業成績的高低起伏﹐學生的心理素質﹐應該讓學生自行調適﹐無須教菁們從教學標準上作技術性之干預。

有云 ‘劣幣驅逐良幣’ ﹐ 行之有效的優良教育政策﹐有口皆碑﹐乃信譽之保證﹐教菁們欲破舊而立新﹐除非理據充分﹐否則可免則免。鄙人才疏學淺﹐提出以下幾點﹐供同道參詳一下。一﹐ 身為教育工作者﹐在這個濫情的年頭﹐公私分明更形重要。話說偉大領袖年輕時在北大圖書館曾遭幾名讀書人奚落﹐潛意識影響日後對待知識分子的方式和態度。所 謂英雄莫問出處﹐少年時心靈上受些小挫折﹐實屬家常便飯﹐又何苦掛齒半生呢? 當今不少教育機構﹐外行領導內行﹐對教育缺乏最根本的認知﹐位高權重者﹐不乏略懂文墨之俗流﹐草莽之眾一但奪權﹐主觀意志必定壓倒一切客觀因素﹐試問一個連羅庚都看錯的江湖術士﹐又如何能替人消災解難?

二﹐ 若放眼世界﹐象徵優質教育品牌的英國﹐在工黨政府的強勢主導下﹐幾所高等學府如牛津劍橋等大幅降低收生標準﹐增收大量非貴族學校畢業的學生﹐引起當地輿論 激烈爭辯。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英國高等教育長期的龍頭地位﹐在過去幾十年﹐風頭已被美國蓋過﹐如今又興如此波瀾﹐對英倫長遠有何影響﹐實屬未知之數。

三﹐教菁們語音未落﹐熱心的前線教員﹐早已為平庸化教育開路﹐教育前境福禍未卜﹐不禁令有志投身教育之士卻步﹐而站在戰線前方的蝦兵蟹將﹐深信以客為尊才是正道﹐以自身利益出發﹐在測驗考試前夕﹐公開向學生發放獨家‘猛料’ ﹐學生‘成績’自然‘彪炳’ 。發還試卷後﹐更對及格的學童曉以大義﹐說分數及格﹐並不代表他們天資聰穎﹐學生切忌得意忘形﹐繼而再‘畫公仔畫出腸’ ﹐說如果他們考前不是收到來自老師的‘溫馨提示’ ﹐及格成績試問又從何而來呢?

前線‘熱心’教員積極揣摩上意﹐態度積極﹐得上頭歡心﹐更得心智遲熟的家長芳心。站在員工立場﹐實在百利而無一害。到學期完畢﹐‘品質認證’ 的產品舉目皆是﹐老闆高興之餘﹐也應該認真考慮對表現出色的伙記發放花紅﹐再祝願校務發展蒸蒸日上。可憐校內的海瑞﹐縱有一千噸的教學熱誠﹐面對學海‘太湖化’ ﹐再有精衛填海之心﹐也只好概嘆時不我與﹐而最大的輸家﹐始終還不是我們的孩子嗎?

教育大玩家的如意算盤 (一)

自由經濟市場規律﹐凡事講求競爭﹐提昇競爭力﹐成了不少企業的當前急務﹐想不到今時今日的學校﹐也要趕上商業社會的步伐。沒辦法﹐小城經濟轉型﹐走在時代尖端的教育菁英﹐當然先知先覺﹐偉論百出﹐免費笑料長派長有﹐鄙人從來隔牆耳目多﹐得悉不少學府中人﹐有意提倡教育應走民粹主義之路﹐列位看官﹐不妨洗耳恭聽!

俗語有云 : ‘十根指頭﹐各有長短’ ﹐每一間學府﹐自有一套教育標準的看法和原則﹐各家各派的校風和教學質素﹐自然有好壞之別﹐能站穩本地教育界的龍頭位置﹐自然深得家長們的青睞﹐把子女一窩蜂地塞進一個又一個的優質教育鳥籠﹐父母頓感欣慰不已。就算孩子最終畢業﹐既不成龍﹐也不成鳳﹐至少也應該是一隻會唱歌的畫眉﹐此乃名校之所以成為名校的民間說法也。

跟一眾為人父母的社會才俊茶聚﹐得出‘菁英們的腦袋結構﹐想必跟凡人有別’ 之結論。無他﹐全因他們勇於創新求變﹐在原有的教學理念之上注入新思維。席間A君質疑高質素的教育﹐難免會把學生分類﹐學業有成者﹐會嚴重損害成績次優的學童的心理健康﹐遂建議一眾教育同儕﹐落實檢討現行的教學水平﹐認真考慮教育平庸化之可行性﹐務求讓更多學生深刻體會到‘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 的大道理﹐實行開倉派獎﹐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此言一出﹐吹水團中﹐無不嘩然﹐若認真落實﹐想必教精於炒股炒樓的一群三姑六婆興奮不已。

有云 :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鄙人生平好以小人之心﹐度其君子馬蘭奴之腹﹐總是覺得站在教育前線的菁英們﹐必然另有其一番神機妙算﹐此話怎說? 首先﹐教育是否一場買賣﹐鄙人昔已論之﹐在此不贅﹐惟學校非善堂廟祝也﹐有求必應大可不必﹐努力向上﹐不枉諸君寄望﹐乃學生之天職也。讀書但求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問心無愧便可﹐反而鍛煉好一己之心理素質﹐及早明白努力﹐虛榮和上進這三者的互動關係﹐對日後投身社會有更莫大的脾益。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說: ‘要害一個孩子﹐最好讓他心想事成。’ 學府乃社會之縮影。面對逆境﹐學童要學會調節情緒﹐為自己將來應付社會上的困難和險阻﹐預先打上一枝防疫針。學府的負責人﹐只須提供公平合理舒適的學習環境﹐絕對無須處處照顧所謂學生的感受。今天一時的挫敗感﹐是明天發奮向上的最佳原動力。

若上述的A君語錄成立﹐則將來任何的運動會﹐除了金﹐銀﹐銅三枚獎牌外﹐亦應追加鐵﹐錫﹐鎳等其他金屬的安慰獎﹐獎牌任俾﹐皆大歡喜﹔而對服用類固醇的運動員﹐不但要廢除任何形式的懲處﹐更應該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心理輔導﹐免得在回國之前萌生死念﹐客死異鄉﹐令主辦國終生悔疚。

鄙人費煞思量﹐難解席間言論出位的A君﹐也始終不明白降低教學質素的門檻﹐對學府的聲譽究竟有何好處。 抑或教育平民化的偉論背後其實隱藏了不少深層次的問題﹐當中是否牽涉到管理層欲順利執行其治校的藍圖﹐而前線的教職員則揣摩上意﹐積極配合呢? 一切且聽下回分解。

一聲道歉的社會成本﹐是一張歷史期票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三日﹐澳洲總理陸克文在國會發表演說﹐就政府因過去的種族政策﹐首次向原住民作出正式的道歉﹐象徵意義深遠。朝野反應不一﹐主流社會普遍認同政府的做法﹐並視為邁向種族融和的重要一步。

數天後﹐澳洲廣播公司制作專題節目﹐邀請了幾名原住民口述歷史。原住民希斯回憶道:

‘我當時在孤兒院裡打掃﹐遠處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丟下掃帚﹐往遠處跑去﹐卻看見一個白種男人站著﹐他很快往我的頸背使勁一捏﹐一巴掌大力一刮﹐我的頭就撞到磚牆上去了。他不停的打我﹐我還以為當天就會給他活活打死。看著自己滿身瘀傷﹐我向院內工作的S女士投訴﹐她跟我說: ‘我們說你不小心絆倒就好了。’

另一名原住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感概萬分:

‘我很小的時候就被一所天主教教會駛來的貨車帶走了﹐同行的還有我的兄弟和表親﹐他們已過世了......我受了十年的天主教教育﹐我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向福利 署要求要領回我﹐但遭拒絕﹐我還記得母親像瘋了一樣﹐使勁扯她自己的頭髮......我雙親已不在了﹐但我知道他們在我小時候﹐多次向從屬聖方濟各沙勿略 的教區主教求情﹐但還是不得要領。你要知道﹐我們不可以跟父母回家﹐你可以想像一下我母親當時的感受。

'我沒有童年。每天清晨五點鐘就要在濕濡的草地上﹐赤著雙腳﹐擠牛奶﹐為草地除雜草......我妻子小時候也給帶到一所衛理公會 (The Methodist Church) ﹐過著跟我一樣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人﹐童年給偷走了﹐自小沒有父母關懷﹐對如何解決生活問題﹐是完全陌生的……'

近十萬個大同小異的故事﹐在一 九一零至一九七零年期間﹐不斷在澳洲這片土地上重演﹐同化異族﹐成了澳洲政府的出師之名。上世紀的頭十年﹐時值澳洲聯邦剛成立不久﹐種族歧視尤為嚴重。政府一方面順應民意及澳洲工會的要求﹐另一方面亦要顧全英國當時在亞洲地區的利益﹐未敢白紙黑字拒有色人種於澳洲門外﹐遂以測試語言程度為由﹐要求申請移民的人士﹐必須通過以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默寫官方預先準備的五十字文稿﹐變相堵截任何非白人的申請。

以澳洲一九零一年立國算起﹐這個南半球最大島國頭七十二年的歷史﹐其治國方略﹐基本上以種族主義為主軸。白澳政策﹐早就為全國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定了主色調﹐政府其後對原住民所做的一切﹐也就不難理解。當時的聯邦政府﹐將優生學奉為至理明言﹐不惜引經據典﹐只為證明白人血統優秀﹐而純種土著部落在現代社會缺乏求生本領﹐最終只能走向絕種的命途。為了澳洲的長遠發展﹐徹底改造原住民後裔的思想和種族基因﹐成了白人政府的急務。為構建白色澳洲﹐成千上萬的原住民﹐絕大部分被迫骨肉分離﹐只有極少部分的家庭 ﹐因貧窮或疾病等理由﹐自願讓子女接受白人托管。小孩大多被強行以暴力帶到孤兒院﹐教會和無數的白人家庭﹐接受西方教育﹐長大後跟白人通婚﹐徹底跟家族血緣割裂。不少歷史案例涉及虐打原住民兒童﹐而院方為了完全摘除他們的文化根源﹐每當發現有土著孩子說土語﹐就會立即施以不同程度的懲罰。

隨著澳洲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廢除白澳政策﹐學者有更多的機會去研究過往的種族鬥爭史﹐而面對社會團體和學界對歷史的反思浪潮﹐政府不得不就原住民問題﹐以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回應。現任總理陸克文指責前朝的霍華德政府對原住民不聞不問﹐右派保守勢力冥魂不靈﹐更枉論在國會提出實質方案﹐解決原住民生活水平長期落後白人主流社會的狀況。一九九七年﹐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調 查小組發表名為‘帶他們回家’ (Bringing Them Home) 的報告﹐建議政府就過去的政策向原住民作出正式的道歉和賠償。報告一出﹐迅即引發社會左翼和右翼思潮辯爭。保守陣營批評報告結果粗疏﹐過百宗案例缺乏對比 ﹐驗證及核實﹐新聞界的保特(Andrew Bolt) 更直言﹐當時各洲並無針對原住民作有系統的遷移政策﹐前原住民事務部長凱朗(John Herron) 更向國會提交報告﹐質疑所謂的‘被偷走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 ﹐只構成當年原住民兒童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不足以成一代。左翼反擊﹐並指當年澳洲政府的政策﹐本質跟種族滅絕無異﹐並引用在一九三七年負責原住民事務的納維(A.O. Neville) 之言反駁。在一場關於土著的全國會議上﹐納維就人口政策提出疑問: ‘國家要一百萬的黑人人口﹐還是要一個黑人與白人融合的社會﹐最終令國民忘記澳洲曾經有過土著的存在?’ 他跟其他與會者的意見一致﹐結論是: ‘土著命中注定滅絕。 ’ (Aborigines were destined to die out)

這很自然讓人想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同一時空﹐遠在歐洲的納粹德國﹐希特勒發起滅絕猶太人這歷史的一頁。德國猶太裔作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 在其名著 ‘納粹戰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中曾有過這樣的記錄: ‘因納粹德國自信能操控一個種族的存亡﹐故當納粹陣營決心要猶太人在地球上消失﹐他們就已犯下了違犯人道罪。’

澳洲現代的民選政客﹐往往不及其先輩敢言﹐但對於種族問題﹐保守陣營卻立場如一﹐口不惠也實不至﹐霍華德屬其中一例。其主政十一年﹐對原住民問題反應冷淡﹐去年底為尋求連任﹐不惜大打種族融和牌﹐承諾一旦當選﹐會優先處理原住民的生活問題。畢竟澳洲選民理性﹐霍華德的執政聯盟﹐過去狂刷公眾授權的信用卡﹐誠信早已破產﹐選民亦早對其言行反感。這位前總理至今仍堅持澳洲政府當年的做法完全出於好意﹐在其任內﹐六個州政府和教會紛紛向原住民作正式道歉﹐塔斯曼尼亞州向106名原住民賠償共五百萬澳元﹐而他則堅拒為國家過去的做法致歉﹐直接影響其繼任人﹐新任自由黨黨魁尼爾遜的民意。

澳洲民主政治運作成熟﹐尼爾遜深知種族融和問題的政治敏感性﹐當日在國會支持工黨的道歉議案﹐但受到不少自由黨人杯葛。他們普遍認為陸克文將複雜的種族問題簡單化﹐指出當年政府‘帶走’ 原住民小孩﹐並非全受種族主義驅使﹐不少白人福利官﹐當年眼見不少小孩過著赤貧式的生活﹐真心認同政府的措施正確。澳洲部份右翼政客亦反對道德上‘父債子還’ 的概念﹐堅持白澳政策屬過去式﹐活在當下的新一代﹐無須為祖先當年的行為感到內疚﹐如此歷史觀﹐跟日本極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之流如出一轍。自由黨國會議員蘇菲(Sophie Mirabella) 說﹐工黨政府將澳洲帶回凡事講求政治正確的前總理基廷政府的年代。

蘇菲的言論也許不太合時宜 ﹐但也絕非無的放矢。凡事講求政治正確﹐已成為近四十年來英語世界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例如遇上自稱女權主義者﹐一提及Man power(人力資源) 一字﹐旋即七竅生煙﹐斬釘截鐵認定閣下性別歧視﹐再質疑你是否不懂‘Human resource’此一詞組的存在。繼而再高談闊論﹐甚麼力爭‘歷史’一詞﹐’History’ 與 ‘Her-story’並列﹔棄用‘chairman’稱謂主席﹐而改用‘chairperson’等等﹐你哭笑不得﹐反問一眾烈女可知History一 詞﹐在英語世界源遠流長﹐當中並無任何所謂性別歧視之意﹐又何須小題大做呢? 所謂的政治正確﹐一但走向極端﹐必定把理性科學的討論邊緣化﹐把任何事情﹐或化繁為簡﹐或化簡為繁﹐辯証的過程長期缺席於大眾﹐自然窒礙言論自由﹐面對諸如種族議題﹐即時自我設限﹐言行變得為謹慎而謹慎﹐隻言片語﹐無形中受到審查監察﹐生怕閒談間的一時無心快語﹐會換來給貼上Racist (種族主義者) 標籤的機會﹐這個情況不止出現在澳洲﹐觀乎近期美國民主黨初選的新聞點滴﹐以及美國媒體及社會如何對待希拉里和奧巴馬﹐便可感受到政治正確如法術般之奇幻魔力。

聰明如陸克文箇然深明如此潛藏社會之隱憂﹐遂嚴正聲明他的道歉僅代表聯邦政府而非普羅大眾。兩面三刀的政治手腕﹐為陸克文在全國贏得不少掌聲﹐三分之二的澳洲人支持是次道歉﹐百分之七十擁護他領導的工黨政府﹐在政治蜜月期展示彪炳成績﹐屬澳洲近年罕見。

原住民團體普遍接受政府正式的道歉﹐深受社會敬重的原住民領袖多遜 (Patrick Dodson) 承認種族融合問題的複雜性﹐他感謝當年一些真心對原住民小孩付出了愛與關懷的人﹐並認為政府今次道歉﹐徹底否定了當年種族主義者的一切行為。部份關注原住民團體更促請政府盡快處理賠償問題。近期各州面對共十二個擄走原住民的歷史案例﹐只有一名原告獲南澳州政府賠款近五十三萬澳元。團體希望政府繞過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向當事人賠款。有分析認為﹐澳洲政府是次道歉﹐可能對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產生蝴蝶效應。也許事有湊巧﹐加拿大政府最近就為印第安原住民﹐撥款近五十億加幣的賠償﹐並成立委員會﹐為過去受影響的印第安人作口述歷史。當地的印第安人覺得﹐要邁出種族融和切切實實的第一步﹐一個如澳洲政府的正式道歉必不可少。

陸克文以誠信作擔保﹐為澳洲近代史﹐開了一張劃時代深具象徵意義的期票﹐能否如期兌現﹐值得關注。要為一個跨世紀的種族問題拆局﹐ 更要避免一聲道歉淪為公關政治宣傳秀的偽善﹐如何對原住民作出實質的歷史及政治承擔﹐成了日後兌現澳洲工黨政府誠信的唯一指標﹐而陸克文政治人格指數的行情 ﹐自然端賴於其日後能否身體力行﹐透過立法修案﹐有效運用資源﹐改善原住民關於社區治安﹐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急需解決的問題﹐降低原住民嬰兒夭折的比率﹐縮短白人和原住民之間的壽命差距﹐解決原住民酗酒和連帶的家庭暴力事件﹐真真正正履行其政治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