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三日﹐澳洲總理陸克文在國會發表演說﹐就政府因過去的種族政策﹐首次向原住民作出正式的道歉﹐象徵意義深遠。朝野反應不一﹐主流社會普遍認同政府的做法﹐並視為邁向種族融和的重要一步。
數天後﹐澳洲廣播公司制作專題節目﹐邀請了幾名原住民口述歷史。原住民希斯回憶道:
‘我當時在孤兒院裡打掃﹐遠處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丟下掃帚﹐往遠處跑去﹐卻看見一個白種男人站著﹐他很快往我的頸背使勁一捏﹐一巴掌大力一刮﹐我的頭就撞到磚牆上去了。他不停的打我﹐我還以為當天就會給他活活打死。看著自己滿身瘀傷﹐我向院內工作的S女士投訴﹐她跟我說: ‘我們說你不小心絆倒就好了。’
另一名原住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感概萬分:
‘我很小的時候就被一所天主教教會駛來的貨車帶走了﹐同行的還有我的兄弟和表親﹐他們已過世了......我受了十年的天主教教育﹐我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向福利 署要求要領回我﹐但遭拒絕﹐我還記得母親像瘋了一樣﹐使勁扯她自己的頭髮......我雙親已不在了﹐但我知道他們在我小時候﹐多次向從屬聖方濟各沙勿略 的教區主教求情﹐但還是不得要領。你要知道﹐我們不可以跟父母回家﹐你可以想像一下我母親當時的感受。
'我沒有童年。每天清晨五點鐘就要在濕濡的草地上﹐赤著雙腳﹐擠牛奶﹐為草地除雜草......我妻子小時候也給帶到一所衛理公會 (The Methodist Church) ﹐過著跟我一樣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人﹐童年給偷走了﹐自小沒有父母關懷﹐對如何解決生活問題﹐是完全陌生的……'
近十萬個大同小異的故事﹐在一 九一零至一九七零年期間﹐不斷在澳洲這片土地上重演﹐同化異族﹐成了澳洲政府的出師之名。上世紀的頭十年﹐時值澳洲聯邦剛成立不久﹐種族歧視尤為嚴重。政府一方面順應民意及澳洲工會的要求﹐另一方面亦要顧全英國當時在亞洲地區的利益﹐未敢白紙黑字拒有色人種於澳洲門外﹐遂以測試語言程度為由﹐要求申請移民的人士﹐必須通過以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默寫官方預先準備的五十字文稿﹐變相堵截任何非白人的申請。
以澳洲一九零一年立國算起﹐這個南半球最大島國頭七十二年的歷史﹐其治國方略﹐基本上以種族主義為主軸。白澳政策﹐早就為全國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定了主色調﹐政府其後對原住民所做的一切﹐也就不難理解。當時的聯邦政府﹐將優生學奉為至理明言﹐不惜引經據典﹐只為證明白人血統優秀﹐而純種土著部落在現代社會缺乏求生本領﹐最終只能走向絕種的命途。為了澳洲的長遠發展﹐徹底改造原住民後裔的思想和種族基因﹐成了白人政府的急務。為構建白色澳洲﹐成千上萬的原住民﹐絕大部分被迫骨肉分離﹐只有極少部分的家庭 ﹐因貧窮或疾病等理由﹐自願讓子女接受白人托管。小孩大多被強行以暴力帶到孤兒院﹐教會和無數的白人家庭﹐接受西方教育﹐長大後跟白人通婚﹐徹底跟家族血緣割裂。不少歷史案例涉及虐打原住民兒童﹐而院方為了完全摘除他們的文化根源﹐每當發現有土著孩子說土語﹐就會立即施以不同程度的懲罰。
隨著澳洲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廢除白澳政策﹐學者有更多的機會去研究過往的種族鬥爭史﹐而面對社會團體和學界對歷史的反思浪潮﹐政府不得不就原住民問題﹐以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回應。現任總理陸克文指責前朝的霍華德政府對原住民不聞不問﹐右派保守勢力冥魂不靈﹐更枉論在國會提出實質方案﹐解決原住民生活水平長期落後白人主流社會的狀況。一九九七年﹐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調 查小組發表名為‘帶他們回家’ (Bringing Them Home) 的報告﹐建議政府就過去的政策向原住民作出正式的道歉和賠償。報告一出﹐迅即引發社會左翼和右翼思潮辯爭。保守陣營批評報告結果粗疏﹐過百宗案例缺乏對比 ﹐驗證及核實﹐新聞界的保特(Andrew Bolt) 更直言﹐當時各洲並無針對原住民作有系統的遷移政策﹐前原住民事務部長凱朗(John Herron) 更向國會提交報告﹐質疑所謂的‘被偷走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 ﹐只構成當年原住民兒童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不足以成一代。左翼反擊﹐並指當年澳洲政府的政策﹐本質跟種族滅絕無異﹐並引用在一九三七年負責原住民事務的納維(A.O. Neville) 之言反駁。在一場關於土著的全國會議上﹐納維就人口政策提出疑問: ‘國家要一百萬的黑人人口﹐還是要一個黑人與白人融合的社會﹐最終令國民忘記澳洲曾經有過土著的存在?’ 他跟其他與會者的意見一致﹐結論是: ‘土著命中注定滅絕。 ’ (Aborigines were destined to die out)
這很自然讓人想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同一時空﹐遠在歐洲的納粹德國﹐希特勒發起滅絕猶太人這歷史的一頁。德國猶太裔作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 在其名著 ‘納粹戰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澳洲現代的民選政客﹐往往不及其先輩敢言﹐但對於種族問題﹐保守陣營卻立場如一﹐口不惠也實不至﹐霍華德屬其中一例。其主政十一年﹐對原住民問題反應冷淡﹐去年底為尋求連任﹐不惜大打種族融和牌﹐承諾一旦當選﹐會優先處理原住民的生活問題。畢竟澳洲選民理性﹐霍華德的執政聯盟﹐過去狂刷公眾授權的信用卡﹐誠信早已破產﹐選民亦早對其言行反感。這位前總理至今仍堅持澳洲政府當年的做法完全出於好意﹐在其任內﹐六個州政府和教會紛紛向原住民作正式道歉﹐塔斯曼尼亞州向106名原住民賠償共五百萬澳元﹐而他則堅拒為國家過去的做法致歉﹐直接影響其繼任人﹐新任自由黨黨魁尼爾遜的民意。
澳洲民主政治運作成熟﹐尼爾遜深知種族融和問題的政治敏感性﹐當日在國會支持工黨的道歉議案﹐但受到不少自由黨人杯葛。他們普遍認為陸克文將複雜的種族問題簡單化﹐指出當年政府‘帶走’ 原住民小孩﹐並非全受種族主義驅使﹐不少白人福利官﹐當年眼見不少小孩過著赤貧式的生活﹐真心認同政府的措施正確。澳洲部份右翼政客亦反對道德上‘父債子還’ 的概念﹐堅持白澳政策屬過去式﹐活在當下的新一代﹐無須為祖先當年的行為感到內疚﹐如此歷史觀﹐跟日本極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之流如出一轍。自由黨國會議員蘇菲(Sophie Mirabella) 說﹐工黨政府將澳洲帶回凡事講求政治正確的前總理基廷政府的年代。
蘇菲的言論也許不太合時宜 ﹐但也絕非無的放矢。凡事講求政治正確﹐已成為近四十年來英語世界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例如遇上自稱女權主義者﹐一提及Man power(人力資源) 一字﹐旋即七竅生煙﹐斬釘截鐵認定閣下性別歧視﹐再質疑你是否不懂‘Human resource’此一詞組的存在。繼而再高談闊論﹐甚麼力爭‘歷史’一詞﹐’History’ 與 ‘Her-story’並列﹔棄用‘chairman’稱謂主席﹐而改用‘chairperson’等等﹐你哭笑不得﹐反問一眾烈女可知History一 詞﹐在英語世界源遠流長﹐當中並無任何所謂性別歧視之意﹐又何須小題大做呢? 所謂的政治正確﹐一但走向極端﹐必定把理性科學的討論邊緣化﹐把任何事情﹐或化繁為簡﹐或化簡為繁﹐辯証的過程長期缺席於大眾﹐自然窒礙言論自由﹐面對諸如種族議題﹐即時自我設限﹐言行變得為謹慎而謹慎﹐隻言片語﹐無形中受到審查監察﹐生怕閒談間的一時無心快語﹐會換來給貼上Racist (種族主義者) 標籤的機會﹐這個情況不止出現在澳洲﹐觀乎近期美國民主黨初選的新聞點滴﹐以及美國媒體及社會如何對待希拉里和奧巴馬﹐便可感受到政治正確如法術般之奇幻魔力。
聰明如陸克文箇然深明如此潛藏社會之隱憂﹐遂嚴正聲明他的道歉僅代表聯邦政府而非普羅大眾。兩面三刀的政治手腕﹐為陸克文在全國贏得不少掌聲﹐三分之二的澳洲人支持是次道歉﹐百分之七十擁護他領導的工黨政府﹐在政治蜜月期展示彪炳成績﹐屬澳洲近年罕見。
原住民團體普遍接受政府正式的道歉﹐深受社會敬重的原住民領袖多遜 (Patrick Dodson) 承認種族融合問題的複雜性﹐他感謝當年一些真心對原住民小孩付出了愛與關懷的人﹐並認為政府今次道歉﹐徹底否定了當年種族主義者的一切行為。部份關注原住民團體更促請政府盡快處理賠償問題。近期各州面對共十二個擄走原住民的歷史案例﹐只有一名原告獲南澳州政府賠款近五十三萬澳元。團體希望政府繞過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向當事人賠款。有分析認為﹐澳洲政府是次道歉﹐可能對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產生蝴蝶效應。也許事有湊巧﹐加拿大政府最近就為印第安原住民﹐撥款近五十億加幣的賠償﹐並成立委員會﹐為過去受影響的印第安人作口述歷史。當地的印第安人覺得﹐要邁出種族融和切切實實的第一步﹐一個如澳洲政府的正式道歉必不可少。
陸克文以誠信作擔保﹐為澳洲近代史﹐開了一張劃時代深具象徵意義的期票﹐能否如期兌現﹐值得關注。要為一個跨世紀的種族問題拆局﹐ 更要避免一聲道歉淪為公關政治宣傳秀的偽善﹐如何對原住民作出實質的歷史及政治承擔﹐成了日後兌現澳洲工黨政府誠信的唯一指標﹐而陸克文政治人格指數的行情 ﹐自然端賴於其日後能否身體力行﹐透過立法修案﹐有效運用資源﹐改善原住民關於社區治安﹐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急需解決的問題﹐降低原住民嬰兒夭折的比率﹐縮短白人和原住民之間的壽命差距﹐解決原住民酗酒和連帶的家庭暴力事件﹐真真正正履行其政治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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