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樓極目﹐斯人已遠

著名旅美作家及翻譯家﹐筆名喬志高的高克毅先生大去﹐得年九十有六﹐盡享天年。當華文傳媒的焦點都在討論兩岸的政治局勢是如何詭譎的時候﹐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為高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悼文中除了簡述其生平﹐亦引述其兒子對父親的評語: 「他的一生﹐在中西文化中得到充分體現。他真心相信優秀譯作的關鍵﹐不在於學懂語言﹐而在於了解文字背後的民族和文化。」(His whole life embodied the two cultures. He sincerely believed that the key to good translation was not just knowing the language but hav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and culture behind the words.)

這位語言大師﹐畢生以經營文字為己任﹐在英語的一潭活水中來去自如﹐多年來身體力行﹐翻譯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 的<<大亨小傳>> (The Great Gatsby) ﹐伍爾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鄉>> (Long Homeward, Angel), 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戲劇<<長夜漫漫路迢迢>>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等美國當代文學巨著 ﹐散文著作如<<鼠咀集>> ﹐<<灣區華夏>> ﹐還有詮釋美式英語的<<美語新詮>> ﹐與其弟合編<<最新通俗美語辭典>>等﹐終練就其異於常人的中西文化體質﹐再加上一份故國情深的淡淡鄉愁﹐使他完成了橫渡文字大平洋的壯舉﹐擴闊了東方與西方的眼界﹐引劉紹銘先生語：「中國記者中英文都了得的大有人在﹐但像喬志高那樣手揮五弦操縱兩種語文如流水行雲的﹐卻未曾一見。」曾任台北美國新聞處長的司馬笑 (John Bortoff) 為高克毅冠上了‘The ultimate intellectual ’ (不可逾越的知識分子) 的稱號﹐以推崇高先生英文造詣之深﹐和他對美國社會文化了解之廣博。

高先生曾言自己從八歲開始學習英文﹐到了八十多歲﹐仍在不斷追求語言之道﹐他用文字及才情﹐垂範一個終生學習的楷模。刻下不少炎黃子孫﹐空有一腔愛國熱忱﹐而苦無刻苦求學之心﹐高克毅終其一生﹐埋首鑽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語言兵法﹐以上乘的中英雙語能力﹐向華文讀者引介美國不少當代文學作品﹐也為西方有識之士﹐精心英譯白先勇的<<台北人>>﹐以真才實學﹐打通東西文化的任督二脈﹐真正的愛國者﹐高先生當之無愧。他晚年如常從事翻譯工作﹐2001年﹐台灣的時報文化出版社推出<<大亨小傳>>的增訂版﹐高先生在前言中解釋﹐原版與新版﹐前後相隔三十年﹐「把自己從前的譯文拿來重讀一遍﹐發覺有些字詞和片語可以改進﹐可以弄得更為妥貼﹐傳神。」更毫不避嫌地提到：「真正譯錯的地方好像只有兩處 (其中之一就是誤將夏威夷的一個地名當做船名的笑話。) 」為照顧中文讀者﹐高先生在新版為典故酌量加了些註解﹐而他更為讀者上了關於翻譯要旨的一課：

「晚近我們有些青年留學生，學了一些文藝批評名詞，如「解構」、「隱喻」之類，又仿老美本科大學生的派頭，抱著一本 Cliffs Notes《文學經典指南》，惡補一下，就自以為懂得「解讀」。殊不知沒有能力充分「理解」原作者的文字和文化，然後用恰如其分的本國文字傳達出來，怎麼 能產生理想的譯作？」 (費滋傑羅著﹐喬志高譯﹐<<大亨小傳增訂版>> ﹐時報文化出版社)

癖除學究氣味﹐力求筆觸簡潔流暢﹐務求令譯本讀者感受到原著作品的精髓﹐是高克毅先生留給後世有志之士的「翻譯方程式」。譯者之於讀者﹐有如導遊之於遊客﹐眼前本應風光如畫﹐奈何有些譯者功力尚淺﹐得其門而不得其法﹐欲開明窗而不果﹐相反更手執一塊髒布﹐在玻璃上不厭其煩地勤加擦拭﹐卻苦了讀者的眼睛﹐卓越的翻譯家﹐則往往能為讀者徜開一扇通往世界文明之門﹐帶領他們欣賞作品的瑰麗與別致。

一九七三年﹐高克毅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任高級客席研究員﹐同年和宋淇先生編創<<譯叢>>(Renditions) ﹐不但一新西方學界耳目﹐更為<<譯叢>>奠定了英譯中國文學的國際學報地位。<<譯叢>>翻譯的題材相當廣泛﹐古詩﹑散文﹑小說等的譯品繁多﹐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其中一期﹐還首載了張愛玲<<五四遺事>>的英文原稿﹐其筆下的新一代怨女﹐受過良好教育﹐曾經憧憬未來﹐但終究擺脫不了舊社會對女性身心的束縛和糾纏﹐張愛玲並非救世者﹐更沒有當西蒙波娃的外在客觀條件﹐作品中隱現的女性立場﹐是妥協﹐是失落﹐更多的是面對男性世界的屈委和脆弱﹐但“ Love was such a new experience in China that a little of it went a long way. ” (在當時的中國﹐戀愛完全是一種新的經驗﹐僅只這一點點已經很夠味了。) 在女子精神纏腳的年頭﹐能輕嚐自由戀愛的味道﹐此生已無所憾。

高老近年在<<明報月刊>>發表回憶錄﹐其中<<中國的命運在美國？>> 一文﹐講述其當年以留美學生身份﹐參加抗戰救國宣傳工作﹐道出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二戰期間﹐高先生為國內發行的英文月刊China at War(中譯<<戰時中國>>)擔任主編﹐刊登了一幅攝影記者王小亭在上海實地拍攝的經典照片： 一九三七年的淞滬戰役﹐日軍炮火搗毀上海北火車站﹐一個小娃娃在月台上嚎啕大哭﹐四周一片頹垣敗瓦。為喚醒國際對抗日戰爭的關注﹐高先生在紐約版的<<戰時中國>>每年出版蘆溝橋事變(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專號﹐力竭聲嘶地提醒美國讀者﹐亞洲戰場依然硝煙不斷。他亦提到一九四三年﹐蔣宋美齡抵美﹐展現完美外交身段﹐一口南方口音的美語﹐迷倒不少美國民眾﹐而面對羅斯福總統﹐更是談笑用兵﹐當論及中國對美國盟友急需的是軍火援助﹐羅斯福只淡然道：“As fast as the Lord will let us. ” (老天爺讓我們多麼快我們就多麼快) ﹐蔣夫人反唇相譏﹐引用成語回敬︰“The Lor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 (人必自助然後天助之。) 只因高先生對歷史負責﹐才能讓後世有緣見識這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如此風雲的一頁。

聽說高老先生晚年生活孤寂﹐這位飲譽中西的作家﹐在辭世前不久留下了這麼一句話：‘You can take me out of China, but you can never take China out of me.’ (你能使我出走中國﹐卻永遠無法帶走我的中國。) 山河變色﹐歲月無聲﹐高克毅畢生以文字細心守護著中華文化的一線香火﹐此情可鑑。先生的母語並非英文﹐適逢因緣際會﹐筆下穿梭中西文化﹐一切全憑潛深苦修﹐真正的文人﹐在一盞青燈下﹐往往煥發讓人肅然的閃亮光采。在凡事講求效率的年代﹐資訊超載﹐物慾騰飛﹐緊迫的生活節奏﹐人們少為自我的理想而生﹐更多的是為身邊的流言婓語而活。喬先生那消逝的身影﹐有如一陣微風吹過﹐剝落了斑駁的文化記憶﹐散下了瑰麗的語言花瓣﹐與其在冀盼惜花的園丁夕拾一襲清幽的茉莉香﹐倒不如鬆容面對中文日益破敗的濫觴。

教育大玩家的如意算盤 (二)

有教育菁英大談平庸之道﹐主張降低持之已久的教學水平﹐採取中間落墨的政策﹐令更多的學生能夠擠身「Q ‘口麥’ 保證」 的行列﹐脫離挫敗悲情﹐昂首闊步﹐面向未來。學校乃育人之地也﹐傳授書本的知識以外﹐更應該培養學生的品格和素質﹐學府只須提供一個公平合理舒適的學習環境﹐而面對學業成績的高低起伏﹐學生的心理素質﹐應該讓學生自行調適﹐無須教菁們從教學標準上作技術性之干預。

有云 ‘劣幣驅逐良幣’ ﹐ 行之有效的優良教育政策﹐有口皆碑﹐乃信譽之保證﹐教菁們欲破舊而立新﹐除非理據充分﹐否則可免則免。鄙人才疏學淺﹐提出以下幾點﹐供同道參詳一下。一﹐ 身為教育工作者﹐在這個濫情的年頭﹐公私分明更形重要。話說偉大領袖年輕時在北大圖書館曾遭幾名讀書人奚落﹐潛意識影響日後對待知識分子的方式和態度。所 謂英雄莫問出處﹐少年時心靈上受些小挫折﹐實屬家常便飯﹐又何苦掛齒半生呢? 當今不少教育機構﹐外行領導內行﹐對教育缺乏最根本的認知﹐位高權重者﹐不乏略懂文墨之俗流﹐草莽之眾一但奪權﹐主觀意志必定壓倒一切客觀因素﹐試問一個連羅庚都看錯的江湖術士﹐又如何能替人消災解難?

二﹐ 若放眼世界﹐象徵優質教育品牌的英國﹐在工黨政府的強勢主導下﹐幾所高等學府如牛津劍橋等大幅降低收生標準﹐增收大量非貴族學校畢業的學生﹐引起當地輿論 激烈爭辯。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英國高等教育長期的龍頭地位﹐在過去幾十年﹐風頭已被美國蓋過﹐如今又興如此波瀾﹐對英倫長遠有何影響﹐實屬未知之數。

三﹐教菁們語音未落﹐熱心的前線教員﹐早已為平庸化教育開路﹐教育前境福禍未卜﹐不禁令有志投身教育之士卻步﹐而站在戰線前方的蝦兵蟹將﹐深信以客為尊才是正道﹐以自身利益出發﹐在測驗考試前夕﹐公開向學生發放獨家‘猛料’ ﹐學生‘成績’自然‘彪炳’ 。發還試卷後﹐更對及格的學童曉以大義﹐說分數及格﹐並不代表他們天資聰穎﹐學生切忌得意忘形﹐繼而再‘畫公仔畫出腸’ ﹐說如果他們考前不是收到來自老師的‘溫馨提示’ ﹐及格成績試問又從何而來呢?

前線‘熱心’教員積極揣摩上意﹐態度積極﹐得上頭歡心﹐更得心智遲熟的家長芳心。站在員工立場﹐實在百利而無一害。到學期完畢﹐‘品質認證’ 的產品舉目皆是﹐老闆高興之餘﹐也應該認真考慮對表現出色的伙記發放花紅﹐再祝願校務發展蒸蒸日上。可憐校內的海瑞﹐縱有一千噸的教學熱誠﹐面對學海‘太湖化’ ﹐再有精衛填海之心﹐也只好概嘆時不我與﹐而最大的輸家﹐始終還不是我們的孩子嗎?

教育大玩家的如意算盤 (一)

自由經濟市場規律﹐凡事講求競爭﹐提昇競爭力﹐成了不少企業的當前急務﹐想不到今時今日的學校﹐也要趕上商業社會的步伐。沒辦法﹐小城經濟轉型﹐走在時代尖端的教育菁英﹐當然先知先覺﹐偉論百出﹐免費笑料長派長有﹐鄙人從來隔牆耳目多﹐得悉不少學府中人﹐有意提倡教育應走民粹主義之路﹐列位看官﹐不妨洗耳恭聽!

俗語有云 : ‘十根指頭﹐各有長短’ ﹐每一間學府﹐自有一套教育標準的看法和原則﹐各家各派的校風和教學質素﹐自然有好壞之別﹐能站穩本地教育界的龍頭位置﹐自然深得家長們的青睞﹐把子女一窩蜂地塞進一個又一個的優質教育鳥籠﹐父母頓感欣慰不已。就算孩子最終畢業﹐既不成龍﹐也不成鳳﹐至少也應該是一隻會唱歌的畫眉﹐此乃名校之所以成為名校的民間說法也。

跟一眾為人父母的社會才俊茶聚﹐得出‘菁英們的腦袋結構﹐想必跟凡人有別’ 之結論。無他﹐全因他們勇於創新求變﹐在原有的教學理念之上注入新思維。席間A君質疑高質素的教育﹐難免會把學生分類﹐學業有成者﹐會嚴重損害成績次優的學童的心理健康﹐遂建議一眾教育同儕﹐落實檢討現行的教學水平﹐認真考慮教育平庸化之可行性﹐務求讓更多學生深刻體會到‘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 的大道理﹐實行開倉派獎﹐人人有份﹐永不落空。此言一出﹐吹水團中﹐無不嘩然﹐若認真落實﹐想必教精於炒股炒樓的一群三姑六婆興奮不已。

有云 :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鄙人生平好以小人之心﹐度其君子馬蘭奴之腹﹐總是覺得站在教育前線的菁英們﹐必然另有其一番神機妙算﹐此話怎說? 首先﹐教育是否一場買賣﹐鄙人昔已論之﹐在此不贅﹐惟學校非善堂廟祝也﹐有求必應大可不必﹐努力向上﹐不枉諸君寄望﹐乃學生之天職也。讀書但求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問心無愧便可﹐反而鍛煉好一己之心理素質﹐及早明白努力﹐虛榮和上進這三者的互動關係﹐對日後投身社會有更莫大的脾益。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說: ‘要害一個孩子﹐最好讓他心想事成。’ 學府乃社會之縮影。面對逆境﹐學童要學會調節情緒﹐為自己將來應付社會上的困難和險阻﹐預先打上一枝防疫針。學府的負責人﹐只須提供公平合理舒適的學習環境﹐絕對無須處處照顧所謂學生的感受。今天一時的挫敗感﹐是明天發奮向上的最佳原動力。

若上述的A君語錄成立﹐則將來任何的運動會﹐除了金﹐銀﹐銅三枚獎牌外﹐亦應追加鐵﹐錫﹐鎳等其他金屬的安慰獎﹐獎牌任俾﹐皆大歡喜﹔而對服用類固醇的運動員﹐不但要廢除任何形式的懲處﹐更應該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心理輔導﹐免得在回國之前萌生死念﹐客死異鄉﹐令主辦國終生悔疚。

鄙人費煞思量﹐難解席間言論出位的A君﹐也始終不明白降低教學質素的門檻﹐對學府的聲譽究竟有何好處。 抑或教育平民化的偉論背後其實隱藏了不少深層次的問題﹐當中是否牽涉到管理層欲順利執行其治校的藍圖﹐而前線的教職員則揣摩上意﹐積極配合呢? 一切且聽下回分解。

一聲道歉的社會成本﹐是一張歷史期票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三日﹐澳洲總理陸克文在國會發表演說﹐就政府因過去的種族政策﹐首次向原住民作出正式的道歉﹐象徵意義深遠。朝野反應不一﹐主流社會普遍認同政府的做法﹐並視為邁向種族融和的重要一步。

數天後﹐澳洲廣播公司制作專題節目﹐邀請了幾名原住民口述歷史。原住民希斯回憶道:

‘我當時在孤兒院裡打掃﹐遠處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丟下掃帚﹐往遠處跑去﹐卻看見一個白種男人站著﹐他很快往我的頸背使勁一捏﹐一巴掌大力一刮﹐我的頭就撞到磚牆上去了。他不停的打我﹐我還以為當天就會給他活活打死。看著自己滿身瘀傷﹐我向院內工作的S女士投訴﹐她跟我說: ‘我們說你不小心絆倒就好了。’

另一名原住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感概萬分:

‘我很小的時候就被一所天主教教會駛來的貨車帶走了﹐同行的還有我的兄弟和表親﹐他們已過世了......我受了十年的天主教教育﹐我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向福利 署要求要領回我﹐但遭拒絕﹐我還記得母親像瘋了一樣﹐使勁扯她自己的頭髮......我雙親已不在了﹐但我知道他們在我小時候﹐多次向從屬聖方濟各沙勿略 的教區主教求情﹐但還是不得要領。你要知道﹐我們不可以跟父母回家﹐你可以想像一下我母親當時的感受。

'我沒有童年。每天清晨五點鐘就要在濕濡的草地上﹐赤著雙腳﹐擠牛奶﹐為草地除雜草......我妻子小時候也給帶到一所衛理公會 (The Methodist Church) ﹐過著跟我一樣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人﹐童年給偷走了﹐自小沒有父母關懷﹐對如何解決生活問題﹐是完全陌生的……'

近十萬個大同小異的故事﹐在一 九一零至一九七零年期間﹐不斷在澳洲這片土地上重演﹐同化異族﹐成了澳洲政府的出師之名。上世紀的頭十年﹐時值澳洲聯邦剛成立不久﹐種族歧視尤為嚴重。政府一方面順應民意及澳洲工會的要求﹐另一方面亦要顧全英國當時在亞洲地區的利益﹐未敢白紙黑字拒有色人種於澳洲門外﹐遂以測試語言程度為由﹐要求申請移民的人士﹐必須通過以任何一種歐洲語言默寫官方預先準備的五十字文稿﹐變相堵截任何非白人的申請。

以澳洲一九零一年立國算起﹐這個南半球最大島國頭七十二年的歷史﹐其治國方略﹐基本上以種族主義為主軸。白澳政策﹐早就為全國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定了主色調﹐政府其後對原住民所做的一切﹐也就不難理解。當時的聯邦政府﹐將優生學奉為至理明言﹐不惜引經據典﹐只為證明白人血統優秀﹐而純種土著部落在現代社會缺乏求生本領﹐最終只能走向絕種的命途。為了澳洲的長遠發展﹐徹底改造原住民後裔的思想和種族基因﹐成了白人政府的急務。為構建白色澳洲﹐成千上萬的原住民﹐絕大部分被迫骨肉分離﹐只有極少部分的家庭 ﹐因貧窮或疾病等理由﹐自願讓子女接受白人托管。小孩大多被強行以暴力帶到孤兒院﹐教會和無數的白人家庭﹐接受西方教育﹐長大後跟白人通婚﹐徹底跟家族血緣割裂。不少歷史案例涉及虐打原住民兒童﹐而院方為了完全摘除他們的文化根源﹐每當發現有土著孩子說土語﹐就會立即施以不同程度的懲罰。

隨著澳洲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廢除白澳政策﹐學者有更多的機會去研究過往的種族鬥爭史﹐而面對社會團體和學界對歷史的反思浪潮﹐政府不得不就原住民問題﹐以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回應。現任總理陸克文指責前朝的霍華德政府對原住民不聞不問﹐右派保守勢力冥魂不靈﹐更枉論在國會提出實質方案﹐解決原住民生活水平長期落後白人主流社會的狀況。一九九七年﹐澳洲人權及平等機會調 查小組發表名為‘帶他們回家’ (Bringing Them Home) 的報告﹐建議政府就過去的政策向原住民作出正式的道歉和賠償。報告一出﹐迅即引發社會左翼和右翼思潮辯爭。保守陣營批評報告結果粗疏﹐過百宗案例缺乏對比 ﹐驗證及核實﹐新聞界的保特(Andrew Bolt) 更直言﹐當時各洲並無針對原住民作有系統的遷移政策﹐前原住民事務部長凱朗(John Herron) 更向國會提交報告﹐質疑所謂的‘被偷走的一代’ (The Stolen Generation) ﹐只構成當年原住民兒童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不足以成一代。左翼反擊﹐並指當年澳洲政府的政策﹐本質跟種族滅絕無異﹐並引用在一九三七年負責原住民事務的納維(A.O. Neville) 之言反駁。在一場關於土著的全國會議上﹐納維就人口政策提出疑問: ‘國家要一百萬的黑人人口﹐還是要一個黑人與白人融合的社會﹐最終令國民忘記澳洲曾經有過土著的存在?’ 他跟其他與會者的意見一致﹐結論是: ‘土著命中注定滅絕。 ’ (Aborigines were destined to die out)

這很自然讓人想起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同一時空﹐遠在歐洲的納粹德國﹐希特勒發起滅絕猶太人這歷史的一頁。德國猶太裔作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 在其名著 ‘納粹戰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中曾有過這樣的記錄: ‘因納粹德國自信能操控一個種族的存亡﹐故當納粹陣營決心要猶太人在地球上消失﹐他們就已犯下了違犯人道罪。’

澳洲現代的民選政客﹐往往不及其先輩敢言﹐但對於種族問題﹐保守陣營卻立場如一﹐口不惠也實不至﹐霍華德屬其中一例。其主政十一年﹐對原住民問題反應冷淡﹐去年底為尋求連任﹐不惜大打種族融和牌﹐承諾一旦當選﹐會優先處理原住民的生活問題。畢竟澳洲選民理性﹐霍華德的執政聯盟﹐過去狂刷公眾授權的信用卡﹐誠信早已破產﹐選民亦早對其言行反感。這位前總理至今仍堅持澳洲政府當年的做法完全出於好意﹐在其任內﹐六個州政府和教會紛紛向原住民作正式道歉﹐塔斯曼尼亞州向106名原住民賠償共五百萬澳元﹐而他則堅拒為國家過去的做法致歉﹐直接影響其繼任人﹐新任自由黨黨魁尼爾遜的民意。

澳洲民主政治運作成熟﹐尼爾遜深知種族融和問題的政治敏感性﹐當日在國會支持工黨的道歉議案﹐但受到不少自由黨人杯葛。他們普遍認為陸克文將複雜的種族問題簡單化﹐指出當年政府‘帶走’ 原住民小孩﹐並非全受種族主義驅使﹐不少白人福利官﹐當年眼見不少小孩過著赤貧式的生活﹐真心認同政府的措施正確。澳洲部份右翼政客亦反對道德上‘父債子還’ 的概念﹐堅持白澳政策屬過去式﹐活在當下的新一代﹐無須為祖先當年的行為感到內疚﹐如此歷史觀﹐跟日本極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之流如出一轍。自由黨國會議員蘇菲(Sophie Mirabella) 說﹐工黨政府將澳洲帶回凡事講求政治正確的前總理基廷政府的年代。

蘇菲的言論也許不太合時宜 ﹐但也絕非無的放矢。凡事講求政治正確﹐已成為近四十年來英語世界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例如遇上自稱女權主義者﹐一提及Man power(人力資源) 一字﹐旋即七竅生煙﹐斬釘截鐵認定閣下性別歧視﹐再質疑你是否不懂‘Human resource’此一詞組的存在。繼而再高談闊論﹐甚麼力爭‘歷史’一詞﹐’History’ 與 ‘Her-story’並列﹔棄用‘chairman’稱謂主席﹐而改用‘chairperson’等等﹐你哭笑不得﹐反問一眾烈女可知History一 詞﹐在英語世界源遠流長﹐當中並無任何所謂性別歧視之意﹐又何須小題大做呢? 所謂的政治正確﹐一但走向極端﹐必定把理性科學的討論邊緣化﹐把任何事情﹐或化繁為簡﹐或化簡為繁﹐辯証的過程長期缺席於大眾﹐自然窒礙言論自由﹐面對諸如種族議題﹐即時自我設限﹐言行變得為謹慎而謹慎﹐隻言片語﹐無形中受到審查監察﹐生怕閒談間的一時無心快語﹐會換來給貼上Racist (種族主義者) 標籤的機會﹐這個情況不止出現在澳洲﹐觀乎近期美國民主黨初選的新聞點滴﹐以及美國媒體及社會如何對待希拉里和奧巴馬﹐便可感受到政治正確如法術般之奇幻魔力。

聰明如陸克文箇然深明如此潛藏社會之隱憂﹐遂嚴正聲明他的道歉僅代表聯邦政府而非普羅大眾。兩面三刀的政治手腕﹐為陸克文在全國贏得不少掌聲﹐三分之二的澳洲人支持是次道歉﹐百分之七十擁護他領導的工黨政府﹐在政治蜜月期展示彪炳成績﹐屬澳洲近年罕見。

原住民團體普遍接受政府正式的道歉﹐深受社會敬重的原住民領袖多遜 (Patrick Dodson) 承認種族融合問題的複雜性﹐他感謝當年一些真心對原住民小孩付出了愛與關懷的人﹐並認為政府今次道歉﹐徹底否定了當年種族主義者的一切行為。部份關注原住民團體更促請政府盡快處理賠償問題。近期各州面對共十二個擄走原住民的歷史案例﹐只有一名原告獲南澳州政府賠款近五十三萬澳元。團體希望政府繞過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向當事人賠款。有分析認為﹐澳洲政府是次道歉﹐可能對其他國家例如加拿大產生蝴蝶效應。也許事有湊巧﹐加拿大政府最近就為印第安原住民﹐撥款近五十億加幣的賠償﹐並成立委員會﹐為過去受影響的印第安人作口述歷史。當地的印第安人覺得﹐要邁出種族融和切切實實的第一步﹐一個如澳洲政府的正式道歉必不可少。

陸克文以誠信作擔保﹐為澳洲近代史﹐開了一張劃時代深具象徵意義的期票﹐能否如期兌現﹐值得關注。要為一個跨世紀的種族問題拆局﹐ 更要避免一聲道歉淪為公關政治宣傳秀的偽善﹐如何對原住民作出實質的歷史及政治承擔﹐成了日後兌現澳洲工黨政府誠信的唯一指標﹐而陸克文政治人格指數的行情 ﹐自然端賴於其日後能否身體力行﹐透過立法修案﹐有效運用資源﹐改善原住民關於社區治安﹐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等急需解決的問題﹐降低原住民嬰兒夭折的比率﹐縮短白人和原住民之間的壽命差距﹐解決原住民酗酒和連帶的家庭暴力事件﹐真真正正履行其政治承諾。

還下一代一個真正理性的天空

有緣跟闊別多年的朋友相聚，閒話家常之餘﹐少不免老點江山﹐笑傲江湖。旅居英倫的漫長歲月﹐朋友思路清澈如昔﹐學問見識亦大有長進﹐小城正值多事之秋﹐對廟堂之事無心﹐卻對江湖有意。在混沌不堪的世代﹐牛鬼蛇神當道﹐是非黑白顛三倒四﹐稍欠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容易受蠱言所惑。寒窗苦讀﹐學以能否致用﹐實屬其次；博覽群書﹐只為學以致知﹐獨善其身。要培養獨立的人格﹐這一方水土﹐顯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一個越強調和諧的地方﹐其實越不和諧。家和萬事興﹐一家人若能和睦相處﹐又何用上至高堂﹐下至妻兒﹐苦口婆心﹐終日高呼以和為貴？城中不少熱腸之士﹐百無聊賴﹐手口並用﹐戮力幫閒﹐可惜好心做壞事﹐教市民和民間團體「談情說愛」﹐但小城的氣氛、情調和格局﹐轉眼已換了人間。燈紅酒綠﹐品味庸俗﹐時而有人大聲喧嘩﹐甚或大放言論臭彈﹐前戲的客觀條件如此貧乏﹐試問又教人如何全情投入去愛得火熱？

小城新戲﹐輪流上畫﹐視聽之餘﹐把光影片段逐格重播﹐會發現無限趣味﹐遍地都是通識教育的上佳素材﹐先從近期剛落畫不久的一齣愛情文藝片著手。戲中的男主角 ﹐近年戲路如一﹐演技浮誇﹐多年來毫無突破﹐從影以來未曾成功演譯角色﹐獨愛語不驚人誓不休﹐亦擅長創作一系列比後現代還要後現代的經典對白﹐對現代社會有不少類似文藝青年的偽控訴﹐例如什麼民間團體自動獻身官府論﹐積極提倡批評要善意﹐自信愛有明天。

愛國論闊別多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華南一隅﹐依然大有市場﹐這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問題都在推銷員的身份錯配﹐亦為這部愛情文藝片﹐加添了不少的喜劇效果。在西方民主國家﹐朝野兩黨在國會上﹐就議題以事論事﹐針鋒相對﹐舌戰在電視台的「國會質詢」（Question Time）播放﹐好歹對選民有所交待。總而言之﹐角色定位準確﹐演譯拿捏得宜﹐是扮演太監奴才﹐還是帝皇將相﹐二百多年來﹐西方民主的劇本早就寫得一清二楚﹐小城的一眾花旦小生演不上來﹐實屬正常﹐亦建議將勤補拙﹐先理解人物角色的性格和心理特徵﹐再熟讀關於國情的劇本﹐深入學習胡錦濤主席「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既為民選﹐就更應多為人民做點實事﹐少為政府說項﹐免得下次又再唸唸有詞﹐說什麼八年以來﹐社團中人群龍無首﹐英雄氣短﹐沒能捫心自問能為政府做甚麼。

怎會這麼耳熟？哈利路亞﹐突然想起在一九六一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就職演詞有此名言：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應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 相比之下﹐一句豪情壯語﹐另一句胡言亂語﹐聰慧的讀者們始終最清楚﹐可惜猜中沒獎。

小城終日東批西評﹐好不熱鬧﹐為免批出個鳥來﹐有必要先釐清批評的定義﹐討論才更有意思。批評(Criticism) 源自古希臘文化﹐與之相關的獨立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則泛指就事件分析和評估的過程。一人一腦袋﹐但並非有腦袋的都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的能力﹐必須以理性(Reasoning) 和邏輯 (Logic)作基礎﹐然後就不同的人或事或物﹐作一個主觀但合理的判斷。

近代西方學界眼中的批評﹐只出現在民主自由的政體﹐其對立面﹐必然是極權統治下的一言堂。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自然容不下批評的聲音﹐民眾有口難言﹐更遑論能否就社會民生等議題﹐來個堂堂正正的官民辯論。

甚麼批評要善意的說法就更幽默﹐也舉一例。若發現家人不幸染上賭癮﹐欠下巨債﹐身為子女﹐此時此刻﹐若厲聲喝斥﹐費盡唇舌勸其戒賭﹐警告家人若再泥足深陷會有何後果。百行以孝為先﹐若非出於好意﹐批評也就大可不必﹐最好當機立斷﹐大義滅親﹐即時斷絕關係。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人﹐親睹自己成長的地方百病叢生﹐在公共空間表達訴求﹐其本人的影響力更不及鄰埠劉天王的千分之一﹐一句無關痛癢的抗議口號﹐竟換來捂嘴之苦﹐保安哥哥金剛怒目﹐也實在太神經過敏。

嚴格來說﹐對理性和邏輯缺乏認識﹐也就沒有批評的空間。若獨立思考的過程欠奉﹐一個人發表的一字一句﹐極其量只能視為意見(opinion)﹐跟批評根本沾不上邊。坊間爭相佔領「理性」的道德高地﹐卻鮮有對這個概念準確定義﹐大半屬於口同鼻拗、雞同鴨講的口水戰﹐大家都在浪費寶貴的青春。英語世界強調討論要 Make sense, 即人所共知的常識。一般程度的中學畢業生﹐照常理應該具備掌握和認識生活常識的能力﹐辯論前也就不必大費周章﹐先向對方解釋為何「阿媽係女人」 。缺乏理性而又自命理性的人﹐大多數不敢跟對方正面作思想交鋒﹐卻擅長倒果為因﹐偷換概念﹐從來只懂左閃右避﹐或拋下似是而非的偉論﹐例如「魯迅從來不是一個理性的人﹐以其非理性的作品探討理性﹐並不恰當。」

驟耳聽來﹐好像似模似樣﹐但通天眼一出﹐問題即無所遁形﹐拙文姑且做點善事﹐還望福有悠歸。即使假設魯迅乃狂人一名﹐兼帶有尼采叔本華式的神經質﹐其作品則必然非理性？若魯迅留下的作品﹐到今天仍極具批判性﹐而他對中華民族劣根性的鞭韃﹐依舊力透紙背﹐到今天還是要勞煩北京當局勸籲國民出國旅遊要展現文明風範﹐不隨處喧嘩﹐也不要隨地吐痰﹐ 那麼魯迅本人是痴是狂﹐又干卿底事？

每日的時事和新聞﹐正好測試一個人理性邏輯的思考能力﹐未學爬﹐先學跑﹐揠苗不能助長﹐小學一年班的小朋友﹐已經從自然科栽種綠荳苗的經驗學會了﹐難得本地有夕陽名校反其道而行﹐小學教育推行通識教育﹐也實在太妙想天開。成人世界面對嫌犯聲稱所作所為盡皆合法﹐大多認為現行法例如何充滿漏動﹐卻有沒有想過如果嫌犯乃清白之身的一等良民﹐在沒證沒據的情況下﹐司法部門依然能夠拉人封艇﹐那末小城整個司法系統和程序﹐豈非可即時宣佈崩潰﹖一眾社會賢達及教育菁英﹐又有沒有勇氣跟公眾上一堂真正的通識教育課？

批評之風既然源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古希臘﹐就應該清楚認識其獨立思考的精神﹐並立即停用一切帶有東方特色的反邏輯劣貨﹐方能為城中的達官貴人挽回幾分薄面﹐免得下次獻技﹐又當上了大炮之惡名﹐毫無保留地為大眾無限量提供「濕水炮仗」式的上佳娛樂。

拒絕空廢言辭﹐力求實事求是﹐若批評能點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本身已是善意和愛心的表現﹐與之相對的﹐或惡意中傷﹐或潑婦式的謾罵﹐「惡意批評」四字﹐完全是文字垃圾。身居廟堂之士﹐有技徬身﹐方能行走江湖。但久而久之﹐黔驢技窮﹐觀眾呵欠連連﹐一言以蔽之﹐乃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凡遇到社會衝突﹐每能以柔剋剛﹐一 字一句﹐無不彰顯政治修辭學的最高境界。聲東擊西﹐一招天外飛仙﹐將民眾的焦點引領到外太空﹐地球上發生的事﹐他無心戀棧﹐也懶得回應﹐極其量發揮當紅華語饒舌歌手之本色﹐每當面對民間的真正訴求﹐總能含糊其辭﹐大部份觀眾亦對官府溺愛有加﹐讓其矇混過關。觀乎官民如此感人的互動﹐社會豈能有不和諧之理？

天才與白痴

英國某創意顧問公司評選一百位在世的天才

名單本身的排名不值得討論﹐反正任何評選﹐ 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喜好﹐也很難尋求一個所謂的共識或客觀性﹐有趣的是名單上百位天才﹐除了科學家以外﹐更多的是藝術家﹐文學家﹐音樂家等

專家小組的評分項目的其中一項﹐是範式轉移力

還有文化影響力

可稍談智力 -

機制設計理論

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再一次由美國的學者奪得。三位微觀經濟學者赫維茨(Leonid Hurwicz) ﹑馬斯金(Eric S. Maskin) 和邁爾森 (Roger B. Myerson) 的機制設計理論 (Mechanism Design Theory﹐下文簡稱機制論) ﹐突破舊有經濟理論的框框﹐在如何有效分配資源方面﹐擴闊了政府和私營企業的視野。赫維茨英雄遲暮﹐ 年屆九十﹐退休後仍致力研究經濟﹐魄力驚人﹐似乎出色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套養生之道﹐若能把善於攝生之術也公諸於世﹐則更加功德無量﹐善哉善哉。

機制論的本身﹐涉及不少技術性方面的問題﹐集中對其實際用途的討論﹐會比較適合大眾。生活離不開選擇﹐投胎轉世﹐當然不由自主﹐ 但自懂性以來﹐升學選科﹐就業出路﹐擇偶姻緣﹐無一不須費神﹐多加思索﹐ 希望用自己最有限的智慧﹐想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策略﹐ 最終作出自己認為最明智的抉擇。 人的一生﹐就在不同的終轉站上或進或退﹐彼此都在參與命運的博弈遊戲﹐博弈論(Game Theory)的靈感﹐亦因此而來﹐ 也為經濟學家約翰納殊(John Nash)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荷里活更將納殊的故事拍成電影<<有你終身美麗>> (A Beautiful Mind)﹐ 由羅素高爾主演。

博弈論實用有趣﹐其中的<<囚犯的兩難>>(The Prisoner's Dilemma)﹐ 更是闡述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 Game) 的經典。遊戲的設定如下: 兩名嫌犯同時被警方拘捕﹐而警方亦有足夠證據﹐ 向兩人提出起訴。在拘留期間﹐警方對兩名嫌疑犯﹐提出了相同的若干條件: 若其中一人指證對方﹐而對方保持緘默的話﹐背叛同謀的那一位可以免受牢獄之苦﹐默認的那位嫌犯﹐就要監禁十年﹔ 兩人若難兄難弟﹐守口如瓶﹐則各輕判監禁六個月﹔ 若兩人同時背信棄義﹐互相攻訐﹐則難逃五年的監禁刑期。問題是﹐兩人被單獨囚禁﹐排除了互相交換意見的可能性﹐他們最終會選擇風雨同路﹐還是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華容道呢？

答案是：在缺乏互動的情況下﹐訊息封鎖﹐兩人也只可瞎猜對方的心思。 若你猜測對方有背叛之意﹐根據分析模型的設定﹐你也應該出賣對方﹐這樣會比硬啃死貓的刑期少。 遊戲背後的最大假設﹐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兩名嫌犯的理性會蓋過感性﹐叛逆是唯一的出路。

囚犯的兩難﹐旨在說明在任何涉及雙方的交易和談判中﹐永遠有謀求雙贏的機會﹐而機制論屬於博弈論的一門﹐赫維茨早於四十多年前就已經反覆思考和研究任何決策過程中的來龍去脈﹐透視一切相關的外因和內因﹐資訊的質素又如何影響萬變的市場﹐而不同的資訊﹐又有不同的代理人或機構﹐若掌握不到決定成敗的資訊﹐又該如何作出一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在假設人皆自利的大前題下﹐要從市場上獲取多方面的資訊﹐決策者當然希望那些資訊代理人可以透露他們掌握的訊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代理人相信﹐共享訊息﹐最終能創造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

赫維茨研究的課題﹐可以引伸至制度的論爭﹐這難免要細說從頭﹐時空先放回上一個世紀。經濟跟政治密不可分﹐而上世紀關於政治思想的歷史皆圍繞著一個概念而發展 — 自由。通往自由之路﹐可謂九曲十三彎。有識之士在兜兜轉轉之間﹐不斷探求人類文明的新路向﹐如哲學家柏林提出正反兩面的自由權利﹐而海耶克則以<<通往奴役之路>>傳世﹐認為極權主義國家過度操控市場﹐最終使公民喪失應有的自由和政治權利。

是自由放任﹐還是干預市場﹐成為了近代政治經濟學的思潮。縱使各家觀點有別﹐但討論的核心問題一致﹐即國家應如何公平分配社會的資源及利益。古典自由理論學者認為國家應致力維護法治﹐充份保障私有產權﹐ 並反對一切獨裁政體借維護社會主義之名﹐而行謀取私利之實。

從歷史的教訓得知﹐管治者在制定國家政策時的路線取向﹐並不如學術思想陣營般敵我分明。要將理論融入現實世界﹐有如在陸地上再姿勢正確﹐倒不如縱身一躍﹐先嗆幾口水﹐才算是上了游泳的第一課。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自由民主發展不盡完善﹐直接或簡接導致後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西方社會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原本屬性中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應付日後複雜的國際政經生態作好準備。

到了上世紀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英﹑美及歐洲等國都奉行財赤的經濟政策﹐而英美政府更成為凱恩斯的信徒﹐主張政府應積極干預經濟發展﹐這個形勢一直至英國保守黨的戴卓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分別上臺﹐才得以逆轉。這兩位海耶克的忠實信徒﹐積極推行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自由經濟主義正式在英美當道﹐跟蘇聯分庭抗禮。

迄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兩大陣營對壘白熱化﹐最後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了冷戰結束後唯一的超級強國﹐而英美的第三條路線亦宣告面世 ﹐對內主導著克林頓和貝理雅的治國方略﹐對外則繼續向全球推銷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當中就包括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這項共識是一項關於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及貨幣穩定三為一體的思想模式﹐並由美國的經濟打手 —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負責執行。

赫維茨多年研究的結果﹐突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缺陷﹐即「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問題。資本主義當然亦並非完美。資本家發財﹐不一定立品﹐也就是近二十多年來歐美社會常掛在口邊的所謂「社會責任」﹐而經濟學家又應該如何幫助一個奉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有效管理經濟？

機械設計論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機制論使經濟決策者知道市場上的無形之手﹐在什麼時候會最有可能得到最想要的結果；第二﹐當市場失衡失控﹐決策當局又有何對策應付。

要為上述兩個問題出謀劃策﹐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們多年來皆不遺餘力。馬斯金和邁爾遜都認為﹐政府公開把大型基建項目招標﹐甚或外判政府部門的清潔服務﹐是其中的一些可行的方法。經濟學重視效益﹐從政府的角度看﹐價高者得﹐盡量達致庫房收益最大化就最理想﹐而對投標者來說﹐成交價其次﹐最重要是物超所值﹐或至少物有所值。

政府公佈底價﹐然後隨競投者在交投過程中﹐比價劃價﹐相互交換訊息﹐邁爾遜打破了過往制定公共政策的常規﹐即假設行政當局能掌握關於政策制定的一切資訊。要達致經濟上的最大效益﹐有必要把競爭引入公共服務的範疇﹐對工程的成本﹐務求作一個最合情合理且合法的預測及控制﹐不致嚴重超支﹐惹各方責難﹐ 當中的關鍵﹐在於合約的內容能否有效地把政府及承建商規管。萬一出事﹐司法部門又能否秉公辦理﹐廉政公署又能否先摸老虎屁股﹐一旦證據確鑿﹐依法辦理﹐把牛鬼蛇神一拼揪出﹐好等閻王發落？

簡而言之﹐機制設計理論突破了舊有的政府全知全能論﹐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進一步歌頌市場的偉大﹐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加以完善深化﹐並發揚光大。當然﹐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學說能否得以善用於社會民生﹐並不靠任何數學模型推演。任何經濟活動﹐最終離不開政治。在一個缺乏法治精神的社會﹐市場的力量給神化了﹐無形之手給官商綑綁了﹐癌細胞就會異變﹐並迅速蔓延至城市的每個角落﹐腐敗上層建築。當病毒肆無忌憚﹐挑戰臨界點的抗擊力﹐最終必觸動民間的免疫系統負隅頑抗。如此簡單的社會生態病理學﹐反智的官民不明白﹐也不難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