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再一次由美國的學者奪得。三位微觀經濟學者赫維茨(Leonid Hurwicz) ﹑馬斯金(Eric S. Maskin) 和邁爾森 (Roger B. Myerson) 的機制設計理論 (Mechanism Design Theory﹐下文簡稱機制論) ﹐突破舊有經濟理論的框框﹐在如何有效分配資源方面﹐擴闊了政府和私營企業的視野。赫維茨英雄遲暮﹐ 年屆九十﹐退休後仍致力研究經濟﹐魄力驚人﹐似乎出色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套養生之道﹐若能把善於攝生之術也公諸於世﹐則更加功德無量﹐善哉善哉。
機制論的本身﹐涉及不少技術性方面的問題﹐集中對其實際用途的討論﹐會比較適合大眾。生活離不開選擇﹐投胎轉世﹐當然不由自主﹐ 但自懂性以來﹐升學選科﹐就業出路﹐擇偶姻緣﹐無一不須費神﹐多加思索﹐ 希望用自己最有限的智慧﹐想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策略﹐ 最終作出自己認為最明智的抉擇。 人的一生﹐就在不同的終轉站上或進或退﹐彼此都在參與命運的博弈遊戲﹐博弈論(Game Theory)的靈感﹐亦因此而來﹐ 也為經濟學家約翰納殊(John Nash)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荷里活更將納殊的故事拍成電影<<有你終身美麗>> (A Beautiful Mind)﹐ 由羅素高爾主演。
博弈論實用有趣﹐其中的<<囚犯的兩難>>(The Prisoner's Dilemma)﹐ 更是闡述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 Game) 的經典。遊戲的設定如下: 兩名嫌犯同時被警方拘捕﹐而警方亦有足夠證據﹐ 向兩人提出起訴。在拘留期間﹐警方對兩名嫌疑犯﹐提出了相同的若干條件: 若其中一人指證對方﹐而對方保持緘默的話﹐背叛同謀的那一位可以免受牢獄之苦﹐默認的那位嫌犯﹐就要監禁十年﹔ 兩人若難兄難弟﹐守口如瓶﹐則各輕判監禁六個月﹔ 若兩人同時背信棄義﹐互相攻訐﹐則難逃五年的監禁刑期。問題是﹐兩人被單獨囚禁﹐排除了互相交換意見的可能性﹐他們最終會選擇風雨同路﹐還是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華容道呢?
答案是:在缺乏互動的情況下﹐訊息封鎖﹐兩人也只可瞎猜對方的心思。 若你猜測對方有背叛之意﹐根據分析模型的設定﹐你也應該出賣對方﹐這樣會比硬啃死貓的刑期少。 遊戲背後的最大假設﹐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兩名嫌犯的理性會蓋過感性﹐叛逆是唯一的出路。
囚犯的兩難﹐旨在說明在任何涉及雙方的交易和談判中﹐永遠有謀求雙贏的機會﹐而機制論屬於博弈論的一門﹐赫維茨早於四十多年前就已經反覆思考和研究任何決策過程中的來龍去脈﹐透視一切相關的外因和內因﹐資訊的質素又如何影響萬變的市場﹐而不同的資訊﹐又有不同的代理人或機構﹐若掌握不到決定成敗的資訊﹐又該如何作出一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在假設人皆自利的大前題下﹐要從市場上獲取多方面的資訊﹐決策者當然希望那些資訊代理人可以透露他們掌握的訊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代理人相信﹐共享訊息﹐最終能創造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
赫維茨研究的課題﹐可以引伸至制度的論爭﹐這難免要細說從頭﹐時空先放回上一個世紀。經濟跟政治密不可分﹐而上世紀關於政治思想的歷史皆圍繞著一個概念而發展 — 自由。通往自由之路﹐可謂九曲十三彎。有識之士在兜兜轉轉之間﹐不斷探求人類文明的新路向﹐如哲學家柏林提出正反兩面的自由權利﹐而海耶克則以<<通往奴役之路>>傳世﹐認為極權主義國家過度操控市場﹐最終使公民喪失應有的自由和政治權利。
是自由放任﹐還是干預市場﹐成為了近代政治經濟學的思潮。縱使各家觀點有別﹐但討論的核心問題一致﹐即國家應如何公平分配社會的資源及利益。古典自由理論學者認為國家應致力維護法治﹐充份保障私有產權﹐ 並反對一切獨裁政體借維護社會主義之名﹐而行謀取私利之實。
從歷史的教訓得知﹐管治者在制定國家政策時的路線取向﹐並不如學術思想陣營般敵我分明。要將理論融入現實世界﹐有如在陸地上再姿勢正確﹐倒不如縱身一躍﹐先嗆幾口水﹐才算是上了游泳的第一課。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自由民主發展不盡完善﹐直接或簡接導致後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西方社會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原本屬性中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應付日後複雜的國際政經生態作好準備。
到了上世紀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英﹑美及歐洲等國都奉行財赤的經濟政策﹐而英美政府更成為凱恩斯的信徒﹐主張政府應積極干預經濟發展﹐這個形勢一直至英國保守黨的戴卓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分別上臺﹐才得以逆轉。這兩位海耶克的忠實信徒﹐積極推行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自由經濟主義正式在英美當道﹐跟蘇聯分庭抗禮。
迄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兩大陣營對壘白熱化﹐最後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了冷戰結束後唯一的超級強國﹐而英美的第三條路線亦宣告面世 ﹐對內主導著克林頓和貝理雅的治國方略﹐對外則繼續向全球推銷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當中就包括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這項共識是一項關於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及貨幣穩定三為一體的思想模式﹐並由美國的經濟打手 —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負責執行。
赫維茨多年研究的結果﹐突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缺陷﹐即「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問題。資本主義當然亦並非完美。資本家發財﹐不一定立品﹐也就是近二十多年來歐美社會常掛在口邊的所謂「社會責任」﹐而經濟學家又應該如何幫助一個奉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有效管理經濟?
機械設計論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機制論使經濟決策者知道市場上的無形之手﹐在什麼時候會最有可能得到最想要的結果;第二﹐當市場失衡失控﹐決策當局又有何對策應付。
要為上述兩個問題出謀劃策﹐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們多年來皆不遺餘力。馬斯金和邁爾遜都認為﹐政府公開把大型基建項目招標﹐甚或外判政府部門的清潔服務﹐是其中的一些可行的方法。經濟學重視效益﹐從政府的角度看﹐價高者得﹐盡量達致庫房收益最大化就最理想﹐而對投標者來說﹐成交價其次﹐最重要是物超所值﹐或至少物有所值。
政府公佈底價﹐然後隨競投者在交投過程中﹐比價劃價﹐相互交換訊息﹐邁爾遜打破了過往制定公共政策的常規﹐即假設行政當局能掌握關於政策制定的一切資訊。要達致經濟上的最大效益﹐有必要把競爭引入公共服務的範疇﹐對工程的成本﹐務求作一個最合情合理且合法的預測及控制﹐不致嚴重超支﹐惹各方責難﹐ 當中的關鍵﹐在於合約的內容能否有效地把政府及承建商規管。萬一出事﹐司法部門又能否秉公辦理﹐廉政公署又能否先摸老虎屁股﹐一旦證據確鑿﹐依法辦理﹐把牛鬼蛇神一拼揪出﹐好等閻王發落?
簡而言之﹐機制設計理論突破了舊有的政府全知全能論﹐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進一步歌頌市場的偉大﹐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加以完善深化﹐並發揚光大。當然﹐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學說能否得以善用於社會民生﹐並不靠任何數學模型推演。任何經濟活動﹐最終離不開政治。在一個缺乏法治精神的社會﹐市場的力量給神化了﹐無形之手給官商綑綁了﹐癌細胞就會異變﹐並迅速蔓延至城市的每個角落﹐腐敗上層建築。當病毒肆無忌憚﹐挑戰臨界點的抗擊力﹐最終必觸動民間的免疫系統負隅頑抗。如此簡單的社會生態病理學﹐反智的官民不明白﹐也不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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