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空煙雨﹐強說一絲新愁

今屆諾貝爾獎揭盅﹐文學獎的得主﹐是英國女作家萊莘(Doris Lessing)。這位可愛的女權主義作家﹐在得悉自己獲獎後﹐未有流露半分喜悅之情﹐相反卻語帶譏諷﹐且自嘲行將就木﹐才得以引來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目光。 萊莘以她的黑色幽默﹐把備受全球推崇的文學最高榮譽﹐和一筆豐厚的獎金﹐盡皆付諸笑談之中﹐是一種淡泊名利的處世智慧﹐實在令人欣賞。迎面而來的﹐是生命的夕陽之路，這位女作家在這條金光大道上﹐沒有獨賸一襟晚照的悲嘆﹐只有一隻陪伴多年的老貓﹐如影隨形﹐共同靜待一個寧謐的星空。

萊莘以八十八歲之齡摘下諾貝爾文學獎﹐在名利面前﹐她從容應對﹐反觀二十一世紀的東方大國﹐不少文學界的優秀分子﹐多年來對瑞典冷待他們出色的文學作品深感不滿﹐一邊嘮叨﹐一邊乾啃酸葡萄。讀書人實稍安毋躁﹐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近年來在西方已漸呈黯淡之象。有人質疑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黑廂作業﹐評委對入選作品各有喜好的現象﹐本身已成了一個甄選的過程﹐但評委會每年依然循例把近三千封的專函﹐送呈全世界各所大學及文學評論家﹐廣泛收集有關提名的意見。瑞典的新聞界﹐近年好翻諾貝爾評委的舊賬﹐他們認為自一九九七年以降﹐作家得獎﹐背後必有一名評委推波助瀾﹐奮力護航。七年前﹐高行健奪獎﹐輿論普遍認定﹐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功不可沒。許多民族狂熱分子﹐多年來心結難解﹐且聽旅居瑞典的華裔翻譯家李之義一語道破：諾貝爾文學獎的面很窄﹐要有得獎的機會﹐最起碼要先把作品翻譯成瑞典語﹐否則一切免談。馬悅然深諳中庸之道﹐一方面大讚五四運動以來的一眾華文作家﹐另一方面則勸喻這個民族放鬆心情﹐別要把獎項看得太重﹐也實在用心良苦。

中國文學未得瑞典青睞﹐歸根究底﹐或歷史文化的包袱太重。為政治而文學﹐也為文學而政治﹐充滿傷痕的文字﹐除了自傷自憐以外﹐對人類的文明福祉﹐又有何深刻的反思？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曾經說過：「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成就不高﹐回顧歷史﹐這恐怕不是偶然的。」萊莘生活淡樸﹐雖早逾古稀之齡﹐仍孜孜不倦﹐埋首筆耕﹐新作《Alfred and Emily》，以戰爭與和平作題材﹐她希望在自己構想的世界裡﹐還父母一個沒有戰爭硝煙味道的生活。要反樸歸真﹐以筆下文字警世﹐將人性的貪婪和醜惡﹐赤條條地展現人前﹐近廿年以來﹐天朝大國的讀書人﹐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要把中國文學翻譯成外文﹐一些漢學家從來鍥而不捨。霍斯(David Hawkes) 和閔福德 (John Minford) 曾經合譯《紅樓夢》﹐跟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版本相互輝映；而近年也有好幾部金庸先生的小說給譯成英文﹐例如恩沙（Graham Earnshaw) 筆下的《書劍恩仇錄》﹐得閔福德的監修﹐變成了The Book and the Sword ﹐一個環繞清廷與紅花會之間的故事﹐剩下了一本書和一把劍。

從一個略懂中英雙語的讀者身份來看﹐以中文為母語﹐能有緣細賞漢語之別致﹐以及唐詩宋詞之優雅﹐是一種享受。《書劍恩仇錄》第一回的其中一段情節﹐講述陸菲青隨主人李可秀遷往江南﹐一路上縱目四望﹐見夜色漸合﹐塞外古道上﹐黃沙萬里﹐陣陣歸鴉﹐一陣西風襲來﹐一時感觸﹐遂吟起辛棄疾的《賀新郎》來：「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

一部出色的文學作品﹐不論譯者的功力如何深厚﹐一但透過他的濾色鏡﹐整個故事的感覺就很難一致﹐故事的歷史文化背景及其語境(context) 有別是主因之一。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的存在﹐其本身就已經為我們了解及認識宇宙萬物的能力設限。單靠文字和語言﹐實不足以抒發人類的情感世界﹐我們還需要音樂、電影、歌劇等各類表達感情和生活的模式。翻譯本身是一門藝術﹐要做到嚴復先生口中的信、達、雅﹐並不容易。一代國學大師在其天演論譯例言曾說：「譯事三難: 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以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

拜讀過英譯本的《書劍恩仇錄》﹐不難發現譯者恩沙雖然力求忠於原著﹐用詞亦爾雅﹐但卻不能達俠義精神之意。一壺飄泊的江湖﹐在筆鋒迴轉那淡淡的墨跡之間漸漸失落了。想像陸菲青吟起 ‘Turns to look back 10,000 miles At the dead men left behind’﹐實無法感受到「回首萬里﹐故人長絕」那感懷身世的無盡淒清與悲涼。還有天池怪俠袁士霄﹐ 一翻譯成英文﹐就變成了 Strange Knight of the Heavenly Pool﹐關鍵是俠和騎士(Knight) 之別。勉強來說﹐兩者在各自的武俠和騎士文學作品中﹐大多儆惡懲奸﹐鋤強扶弱﹐但騎士所行的騎士精神(Chivalry)﹐跟俠義精神﹐不能相提並論。中國式的英雄好漢﹐自古忠義兩難全﹐在江湖上有緣結識三教九流﹐大多因誤會而投緣﹐因了解而決裂。要反清復明﹐還是匡扶正室﹐任憑韋小寶如何聰明機智﹐陳家洛如何文治武功內外兼修﹐也終究擺脫不了忠義兩難的死胡同。騎士文學的主角﹐只要信守基督精神﹐侍奉上帝這無上權威便可﹐免除了身不由己地去侍奉二主之苦。大俠和騎士﹐一個天地﹐兩道風景﹐而武俠﹐也只能是Wu Xia﹐正如功夫只能直呼Kung Fu﹐絕對別無分號。

誠然﹐英譯本的誕生﹐旨在向英語世界介紹金庸先生的武俠名著﹐這是譯者的非戰之罪﹐也令人不得不承認﹐中西文化之間﹐確實沒有太多的交集﹐有如中國的書畫世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畫師的勾、皴、染、點﹐為自然景觀注入了天地之靈氣﹐含道應物﹐澄懷味象﹐在欣賞西方的印象畫派的作品時﹐也自然體現不了「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趣。更何況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最優秀的中國文學如紅樓夢﹐像法國的頂級紅酒和日本的A級神戶牛柳﹐是舉世無雙的國寶﹐外國人不懂細味﹐很正常不過﹐又何須介懷？這不是阿Q精神﹐不卑不亢﹐只是一個民族應有的處世之道。外來的文化侵略並不可怕﹐下一代的國民選擇放眼世界﹐崇洋哈日﹐而冷對自己的文化﹐錯詞別字﹐習非成是﹐還不以為然﹐對喜愛優秀中華文化的人來說﹐難免有點不安於份的恐懼。看故宮的美資連鎖咖啡店給請走了﹐易手以後﹐不叫茶館﹐還叫咖啡店﹐實是教人無言以對的又一例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