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夢 煙雨星塵

剛過去的四月上旬﹐國家圖書館舉辦‘潔白的豐碑’展覽﹐銘念一代翻譯巨匠傅雷百年誕辰﹐好讓擅於失憶的炎黃子孫﹐以展版形式﹐接收這位傑出教育家的點滴資訊。難得一睹怒庵先生的著譯手稿和家書﹐一手清麗逸秀的毛筆字﹐書寫了他的生命歷程﹐也潤澤了他一揮衣袖下的中華兒女。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黃土地上﹐軍閥林立﹐群雄征伐﹐烽火連天﹐民不聊生﹐社會失範。好男兒投筆從戎時為風尚﹐‘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候。’ 蔣介石以詩明志﹐如此革命激情﹐年青的傅雷也曾經熱血滿腔﹐然而天意難測﹐絕緣於戎馬生涯﹐命運卻把他送上了法國郵船安德烈勒邦號﹐航向一片波光粼粼的心靈學海。

‘我記得很清楚﹐我二三十歲在巴黎﹐瑞士﹐義大利以及法國鄉間﹐常常在月光與星光之下﹐獨自在林中水邊踏著綠茵﹐呼吸著濃烈的草香於泥土味﹐水味﹐或是借此疏散苦悶﹐或是沉思默想。’

這是傅雷先生回想留學法國期間的一段話。七十年前﹐先生考進巴黎大學﹐主修文藝理論﹐塞納河畔﹐星斗下垂﹐引領著傅雷走上畢生追求藝術之道。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刻下不少父母﹐把子女送到外國﹐真正之目的為何﹐實意見紛陳﹐惟傅雷年少早慧﹐一九二九年的仲夏﹐在法國和瑞士交界的萊芒湖畔﹐完成生平第一篇譯作<<聖揚喬而夫的傳說>>﹐年輕人沒把學位之事放上心頭﹐也老早明白以學位謀生﹐有時也必須﹐但絕非衡量學問的標誌。當今之物慾社會﹐利字當頭﹐放洋留學﹐只求學位﹐不求學問﹐更遑論對理想的年少清狂和執著。

傅雷著作等身﹐向中國讀者引介翻譯了不少法國文豪如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和丹納的作品。論翻譯之道﹐傅雷首重神似﹐並對此詳加解釋: ‘領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又為一事。況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東方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e殊難彼此融洽交流。’

‘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又須能朗朗上口﹐求音節和諧’﹐乃傅譯之最佳詮釋。惟東西文化之mentalite(法語﹐中文有‘心態’一譯)迴異﹐翻譯時適當採用西洋長句﹐豐富中國語言﹐成了先生傳達原著精髓之法。舉凡翻譯之大家﹐很難對譯作滿意﹐如何表達原文的修辭﹐務求使譯文如行雲流水卻又不失嚴密之結構﹐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滲入優美華麗的詞藻﹐時時刻刻縈繞在翻譯大師的腦海中。藝術的完美極致﹐可望而不可即﹐傅雷一生三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對自己的譯文從未滿意﹐堅持‘以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而論﹐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力臻翻譯宇宙之化境﹐以才氣御筆﹐為中華文化蘸上法蘭西夜空的閃爍星河﹐先生前無古人﹐不容置疑。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學成回國﹐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任教美術史及法語﹐並翻譯了作家葛塞爾的<<羅丹藝術論>>﹐中國的莘莘學子﹐自此有緣接觸一代法國雕刻大師的藝術魅力。十九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神速﹐創造大量物質財富剩餘﹐貴族生活墮落﹐拿破崙三世一念帝國野心﹐不敵其眼中蠻荒的普魯士﹐法國國力漸頹﹐社會貧富之間愈形對立﹐哲人尼采一句‘上帝已死’﹐迅即燃點個人意志和力量﹐惟自我完善方能自救﹐羅丹深受感召﹐其雕塑名作‘沉思者’﹐也許是他在鏡子上發現的那一個超我: 眉宇深鎖﹐在石墩上屈身而坐﹐俯仰之間﹐他卸下了華衣﹐以赤驅感受人間的疾苦﹐維護生命的尊嚴﹐以雕塑追索人類內在深邃的靈性和力量﹐以<<吻>>去紀錄兩性熱戀時每一條肌肉所宣示的情感誓言﹐以<<巴爾扎克>>控訴殘酷的現實如何為作家的窮窘定罪﹐以<<地獄之門>>為但丁的<<神曲>>背書﹐以青銅鑄刻人類一段穿越時空的苦難篇章。

一代美術家劉海粟與傅雷在留法期間曾結為至交﹐曾言怒庵先生 '善于教書﹐講美術史課時﹐牆上放有名畫幻燈﹐學生又發給明信片或小畫片﹐互相對照﹐條分縷析﹐鞭辟入里﹐使學生聽得入迷。他講羅丹的代表作﹐將此書主要精神介紹給學生﹐不搞死背硬記﹐希望發揮主觀能動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實質’。若時光倒流非癡人說夢﹐有幸拜聽先生一席之談﹐豈不快哉?

傅雷對後世的啟迪﹐絕不止於其翻譯和藝術成就﹐一部<<傅雷家書>>﹐纖筆勾勒出一個縹緲的倫理中國﹐其傳統文人的傲骨﹐風骨勁健的懿範﹐對藝術和真理的赤誠追求﹐猶化成五線譜上蕭邦夜曲的每顆音符﹐影響著鋼琴大師傅聰的音樂與人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傅聰負笈波蘭﹐授學於杰維埃茨基教授門下﹐‘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做音樂家﹐最後才是做鋼琴家。’﹐是父親傅雷臨別的叮嚀。怒庵先生性格耿直﹐在風雨欲來的‘崢嶸歲月’裡﹐心情難免郁悶﹐把悠悠心事﹐摺成一紙又一紙墨硯飄香的家書﹐送到在遠方深造的兒子手中﹐隻言片語﹐不僅盛載著父親對兒子的諄諄世語﹐也讓先生在風高浪急的情勢下﹐心靈不致如此漂泊。‘盡管我們隔得這麼遠﹐彼此的心始終在一起﹐我從來不覺得和你有什麼精神上的隔閡。父子兩代之間能如此也不容易﹐我為此很快慰。’

‘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斗的勇氣﹐那末莫扎特給我們是無限的信心。’ 傅聰曾言﹐父親這兩句話寫得精辟非常﹐頑疾和貧苦﹐嫉妒和傾軋﹐面對如此逆境﹐莫扎特無畏無懼﹐在精神領域上﹐傅雷以赤子之心﹐抵擋暴風雨來臨之前那蕭殺的平靜﹐在豆大的雨點未及沾污一襲高雅的長衫之時﹐先生與梅馥夫人選擇迎接一個中國式的結局﹐以兩撮蕭然的寒灰﹐在彼岸繼續燃點光明和智慧﹐創造一個曾經山明水秀的清涼世界。

Coubertin Orwell 1968

資深體育新聞記者去世﹐不少人為之惋惜。是的﹐運動本有益身心﹐但一場球賽﹐勝負背後﹐太多名和利的糾纏﹐要放鬆心情﹐以詼諧應對﹐實在比「波係圓既」之類的套套邏輯難懂百倍。

這個世界有太多不應該發生的事：患糖尿病兼血壓高﹐不應該口不擇食﹔結婚以後﹐不應該對伴侶不忠﹔解手以後﹐不應該不洗手.......類似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應不應該﹐純屬主觀意願 ﹐而現實本身﹐卻往往事與願違。從現代奧林匹克創始人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發起奧運以降﹐運動和政治﹐從來密不可分﹐關鍵只在於跟政治上鉤的目的為何。

近百年來﹐奧運政治化﹐橫嶺側峰﹐都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一九二零的奧運會﹐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舉行﹐奧運委員會當年的理由﹐是為了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勇抵抗德軍入侵的比利時國民致敬。一九三六年﹐奧運給納粹德國無情狎弄﹐正如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言﹐傳媒如音色上乘的鍵琴﹐只供政府彈奏﹐經希特勒「祝福」的「聖火」﹐不久化成千千萬萬肆虐歐洲的厲鬼火舌﹐把世界和平燒成灰燼。二戰前後﹐在德國的猶太學者坎佩萊(Victor Klemperer)身受納粹所害﹐認為當年的柏林奧運﹐是一場徹徹底底的政治計劃。二戰結束﹐一九四八年的奧運在倫敦舉行﹐紀念英國熬過納粹的大轟炸 (The Blitz)﹐並感謝英國人為和平所作出的貢獻。

西方的偽善﹐可從歷屆的奧運主辦所屬國略窺一二。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一九四零年的東京(運動會後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 ﹑一九八零年的莫斯科﹑以及今屆的北京﹐皆不屬西方定義的樂土之列。道不同﹐理應不相為謀﹐卻何故授權前後﹐態度如此迴異？ 西方的有識之士﹐能否驗證一下十米高台跳水﹐如何能為地球的另一邊﹐激起民主自由的浪花？

奧運精神﹐顧拜旦如此期許：「奧運會最重要的﹐並非勝負﹐而是參與﹐猶如人生最重要的﹐並非勝利﹐而是奮鬥。」不少人相信﹐運動競賽﹐能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對此抱懷疑態度﹐認為不同的民族在球場上一決高下﹐可避免在戰場上以性命相搏。運動項目﹐競爭難免﹐其終極意義是獲勝。若比賽背後﹐沒有因勝負而引伸的虛榮和尊嚴問題﹐運動確實能帶來純粹的樂趣。但當一名運動員﹐要背負個人榮辱﹐甚或國家民族的體面而賽﹐事情就複雜了﹐只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說白了﹐是一場模擬的戰爭。(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sport is frankly mimic warfare.)

運動員的包袱﹐大部分都是外加的﹐觀眾的觀賽態度﹐直接影響運動員的狀態和表現﹐但更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是所謂國家民族的尊嚴。奧威爾認為﹐球踢得好﹐步跑得快﹐ 在威權者眼中﹐全都是國家實力的測試和體現。他以拳擊為例﹐一位白人拳手和一位非白人拳手﹐在膚色混雜的觀眾群面前對賽﹐你將必目睹這世界上最醜陋的嘴臉。

任何國際性的運動比賽﹐要秉持甚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顯然需要一個成熟的民族所應有的胸襟和智慧﹐奧威爾這位英國大作家﹐曾經被派駐緬甸當殖民警察﹐將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意識﹐投射到運動場上的角力﹐並不讓人意外。法國哲學家薩特也曾說﹐在被殖民的土地上﹐真相赤條條地站著﹐而殖民國的子民情願把它蓋上衣裳。(In the colonies the truth stood naked, but the citizens of the mother country preferred it with clothes on.)

足球和拳擊﹐是英美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在奧威爾的眼中﹐這全是民族主義作怪。都市人每天對著呆板的工作﹐乏味的生活﹐靈魂出竅屬等閒事﹐要為全體國民招魂﹐沒甚麼比體育競賽來得更有效。從古羅馬和拜占庭﹐到現代社會的倫敦和紐約﹐勇士不會再給統治者扔到鐵籠裡﹐作獅子老虎的點心﹐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偶爾肢體碰撞﹐血如泉湧﹐萬綠叢中一點紅﹐抱著16比9高清闊銀幕大電視的現代球迷﹐還是會很喜歡看的。對奧威爾而言﹐真正的運動比賽﹐沒所謂公平原則﹐只有嫉妒﹑仇恨﹑自吹自擂﹐還有耳聞目睹暴力的快感﹐換句話說﹐是一場減掉槍擊的戰爭。(It is war minus the shooting.)

說法太誇張了嗎？見識過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足球流氓惡行(Hooliganism)﹐又或者是澳洲人對其足球運動(類似美式足球﹐但頭盔護膊欠奉﹐在球場上硬橋硬馬推拉撞碰) 的鬼上身狂熱﹐你會讚嘆奧威爾的高瞻遠矚。


體育盛事﹐即使沒有政治宣傳的直接介入﹐有時候也會給運動員﹐以國內的政治矛盾﹐去騎劫奧運的國際焦點。英國的泰晤士報﹐最近專訪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田徑200米的獎牌得主湯美史密(Tommie Smith)和約翰卡路士(John Carlos)。這兩位黑人運動員在訪問中﹐指責奧委會將奧運主辦權授予北京﹐認為四十年來﹐全世界都在原地踏步﹐對人權問題置若罔聞﹐卡路士更鼓勵今屆 的運動員效法其當年所為﹐以良心向強權說不﹐但史密警告﹐利用奧運作宣揚政治信息的平台﹐運動員要有心理準備作出犧牲。


史密和卡路士所提及的犧牲﹐到底是怎麼回事？四十年前﹐這兩位美國非裔田徑選手參加奧運男子二百米決賽﹐史密以19秒83的成績刷新當時的世界記錄奪金﹐澳洲選手諾曼奪銀﹐卡路士以第三最佳成績取得一面銅牌。比賽完畢﹐他們沒穿運動鞋﹐卻穿上黑襪子﹐以象徵黑人在美國的貧苦狀況﹐然後昂然踏上頒獎台﹐史密更頸繫黑色絲巾﹐隱喻黑人的自豪和光榮。當大會奏起美國國歌﹐兩人套上黑色手套﹐單拳朝天﹐低頭默念遠在美國國土的黑人弟兄。有人在場館喝倒采﹐史密事後解釋﹐他以美國人﹐而非美國黑人的身份取得勝利﹐ 他們以身為黑人為榮。


六個月前的同一年﹐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暗殺﹐全國震驚﹔六個月後﹐史密和卡路士登上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而惡夢亦隨之而來。奧委會隨即終止兩人往後參加奧運的資格﹔回國後﹐他們受盡主流社會歧視﹐屢被僱主拒於招聘門外﹐而史密的母親在1970年更因心臟病發去世﹐全因當地農民仇視其兒子﹐將死老鼠混於糞肥堆中﹐一併塞進家門口的郵箱﹐老人受驚過度身故。卡路士亦生活困苦﹐妻子因抵受不住長期的家庭及社會壓力而自殺。回首往昔﹐兩位前奧運好手告誡今屆參選的運動員﹐奧運期間﹐宣示政治立場﹐要考慮隨之而來的代價。同屆奪得銀牌的澳洲運動員諾曼年前去世﹐其生前接受泰晤士報的最後訪問﹐也提到運動員並非把政治介入體育的理想人選﹐暗示西方領袖要主動運用影響力﹐把人權等訴求表達清楚。奧運和政治混為一談﹐由此又可見一例。


一九六八年﹐標誌著一個近代史上的歷史文化圖騰。布拉格之春﹐越戰及反戰浪潮﹐馬丁路德金被殺後的黑人民權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女權主義運動的誕生﹐十月的墨西哥奧運﹐全世界的熱血青年﹐崇拜性與暴力﹐沉淪毒品與搖滾所帶來的升仙快感﹐去對抗現實社會的壓迫和不公。四十年後﹐人以瞎鬧嚇鬼﹐鬼以胡扯恫人﹐看似人鬼殊途﹐其實殊途同歸。西方杯葛奧運﹐固然無聊之極﹐ 也註定失敗﹐運動員以時間和汗水﹐來交換一次競技場上的表現機會﹐列車錯過了﹐可以再等下一列﹐奧運卻可能只一生一次。要他們相信﹐弄熄火炬﹐拒絕參賽﹐ 則世界某一個角落會變得更光明﹐稍有理智的運動健兒﹐都知道自己不可能當上摩西這個角色。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重溫歷史的好處之一﹐在於了解人類在一個惡性循環中﹐何以不斷重複歷史﹐生生不息﹐永無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