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緣跟闊別多年的朋友相聚,閒話家常之餘﹐少不免老點江山﹐笑傲江湖。旅居英倫的漫長歲月﹐朋友思路清澈如昔﹐學問見識亦大有長進﹐小城正值多事之秋﹐對廟堂之事無心﹐卻對江湖有意。在混沌不堪的世代﹐牛鬼蛇神當道﹐是非黑白顛三倒四﹐稍欠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容易受蠱言所惑。寒窗苦讀﹐學以能否致用﹐實屬其次;博覽群書﹐只為學以致知﹐獨善其身。要培養獨立的人格﹐這一方水土﹐顯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一個越強調和諧的地方﹐其實越不和諧。家和萬事興﹐一家人若能和睦相處﹐又何用上至高堂﹐下至妻兒﹐苦口婆心﹐終日高呼以和為貴?城中不少熱腸之士﹐百無聊賴﹐手口並用﹐戮力幫閒﹐可惜好心做壞事﹐教市民和民間團體「談情說愛」﹐但小城的氣氛、情調和格局﹐轉眼已換了人間。燈紅酒綠﹐品味庸俗﹐時而有人大聲喧嘩﹐甚或大放言論臭彈﹐前戲的客觀條件如此貧乏﹐試問又教人如何全情投入去愛得火熱?
小城新戲﹐輪流上畫﹐視聽之餘﹐把光影片段逐格重播﹐會發現無限趣味﹐遍地都是通識教育的上佳素材﹐先從近期剛落畫不久的一齣愛情文藝片著手。戲中的男主角 ﹐近年戲路如一﹐演技浮誇﹐多年來毫無突破﹐從影以來未曾成功演譯角色﹐獨愛語不驚人誓不休﹐亦擅長創作一系列比後現代還要後現代的經典對白﹐對現代社會有不少類似文藝青年的偽控訴﹐例如什麼民間團體自動獻身官府論﹐積極提倡批評要善意﹐自信愛有明天。
愛國論闊別多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華南一隅﹐依然大有市場﹐這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問題都在推銷員的身份錯配﹐亦為這部愛情文藝片﹐加添了不少的喜劇效果。在西方民主國家﹐朝野兩黨在國會上﹐就議題以事論事﹐針鋒相對﹐舌戰在電視台的「國會質詢」(Question Time)播放﹐好歹對選民有所交待。總而言之﹐角色定位準確﹐演譯拿捏得宜﹐是扮演太監奴才﹐還是帝皇將相﹐二百多年來﹐西方民主的劇本早就寫得一清二楚﹐小城的一眾花旦小生演不上來﹐實屬正常﹐亦建議將勤補拙﹐先理解人物角色的性格和心理特徵﹐再熟讀關於國情的劇本﹐深入學習胡錦濤主席「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既為民選﹐就更應多為人民做點實事﹐少為政府說項﹐免得下次又再唸唸有詞﹐說什麼八年以來﹐社團中人群龍無首﹐英雄氣短﹐沒能捫心自問能為政府做甚麼。
怎會這麼耳熟?哈利路亞﹐突然想起在一九六一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就職演詞有此名言: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應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 相比之下﹐一句豪情壯語﹐另一句胡言亂語﹐聰慧的讀者們始終最清楚﹐可惜猜中沒獎。
小城終日東批西評﹐好不熱鬧﹐為免批出個鳥來﹐有必要先釐清批評的定義﹐討論才更有意思。批評(Criticism) 源自古希臘文化﹐與之相關的獨立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則泛指就事件分析和評估的過程。一人一腦袋﹐但並非有腦袋的都會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的能力﹐必須以理性(Reasoning) 和邏輯 (Logic)作基礎﹐然後就不同的人或事或物﹐作一個主觀但合理的判斷。
近代西方學界眼中的批評﹐只出現在民主自由的政體﹐其對立面﹐必然是極權統治下的一言堂。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自然容不下批評的聲音﹐民眾有口難言﹐更遑論能否就社會民生等議題﹐來個堂堂正正的官民辯論。
甚麼批評要善意的說法就更幽默﹐也舉一例。若發現家人不幸染上賭癮﹐欠下巨債﹐身為子女﹐此時此刻﹐若厲聲喝斥﹐費盡唇舌勸其戒賭﹐警告家人若再泥足深陷會有何後果。百行以孝為先﹐若非出於好意﹐批評也就大可不必﹐最好當機立斷﹐大義滅親﹐即時斷絕關係。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人﹐親睹自己成長的地方百病叢生﹐在公共空間表達訴求﹐其本人的影響力更不及鄰埠劉天王的千分之一﹐一句無關痛癢的抗議口號﹐竟換來捂嘴之苦﹐保安哥哥金剛怒目﹐也實在太神經過敏。
嚴格來說﹐對理性和邏輯缺乏認識﹐也就沒有批評的空間。若獨立思考的過程欠奉﹐一個人發表的一字一句﹐極其量只能視為意見(opinion)﹐跟批評根本沾不上邊。坊間爭相佔領「理性」的道德高地﹐卻鮮有對這個概念準確定義﹐大半屬於口同鼻拗、雞同鴨講的口水戰﹐大家都在浪費寶貴的青春。英語世界強調討論要 Make sense, 即人所共知的常識。一般程度的中學畢業生﹐照常理應該具備掌握和認識生活常識的能力﹐辯論前也就不必大費周章﹐先向對方解釋為何「阿媽係女人」 。缺乏理性而又自命理性的人﹐大多數不敢跟對方正面作思想交鋒﹐卻擅長倒果為因﹐偷換概念﹐從來只懂左閃右避﹐或拋下似是而非的偉論﹐例如「魯迅從來不是一個理性的人﹐以其非理性的作品探討理性﹐並不恰當。」
驟耳聽來﹐好像似模似樣﹐但通天眼一出﹐問題即無所遁形﹐拙文姑且做點善事﹐還望福有悠歸。即使假設魯迅乃狂人一名﹐兼帶有尼采叔本華式的神經質﹐其作品則必然非理性?若魯迅留下的作品﹐到今天仍極具批判性﹐而他對中華民族劣根性的鞭韃﹐依舊力透紙背﹐到今天還是要勞煩北京當局勸籲國民出國旅遊要展現文明風範﹐不隨處喧嘩﹐也不要隨地吐痰﹐ 那麼魯迅本人是痴是狂﹐又干卿底事?
每日的時事和新聞﹐正好測試一個人理性邏輯的思考能力﹐未學爬﹐先學跑﹐揠苗不能助長﹐小學一年班的小朋友﹐已經從自然科栽種綠荳苗的經驗學會了﹐難得本地有夕陽名校反其道而行﹐小學教育推行通識教育﹐也實在太妙想天開。成人世界面對嫌犯聲稱所作所為盡皆合法﹐大多認為現行法例如何充滿漏動﹐卻有沒有想過如果嫌犯乃清白之身的一等良民﹐在沒證沒據的情況下﹐司法部門依然能夠拉人封艇﹐那末小城整個司法系統和程序﹐豈非可即時宣佈崩潰﹖一眾社會賢達及教育菁英﹐又有沒有勇氣跟公眾上一堂真正的通識教育課?
批評之風既然源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古希臘﹐就應該清楚認識其獨立思考的精神﹐並立即停用一切帶有東方特色的反邏輯劣貨﹐方能為城中的達官貴人挽回幾分薄面﹐免得下次獻技﹐又當上了大炮之惡名﹐毫無保留地為大眾無限量提供「濕水炮仗」式的上佳娛樂。
拒絕空廢言辭﹐力求實事求是﹐若批評能點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本身已是善意和愛心的表現﹐與之相對的﹐或惡意中傷﹐或潑婦式的謾罵﹐「惡意批評」四字﹐完全是文字垃圾。身居廟堂之士﹐有技徬身﹐方能行走江湖。但久而久之﹐黔驢技窮﹐觀眾呵欠連連﹐一言以蔽之﹐乃係神龍見首不見尾﹐凡遇到社會衝突﹐每能以柔剋剛﹐一 字一句﹐無不彰顯政治修辭學的最高境界。聲東擊西﹐一招天外飛仙﹐將民眾的焦點引領到外太空﹐地球上發生的事﹐他無心戀棧﹐也懶得回應﹐極其量發揮當紅華語饒舌歌手之本色﹐每當面對民間的真正訴求﹐總能含糊其辭﹐大部份觀眾亦對官府溺愛有加﹐讓其矇混過關。觀乎官民如此感人的互動﹐社會豈能有不和諧之理?
Sunday, November 11, 2007
Sunday, November 4, 2007
天才與白痴
英國某創意顧問公司評選一百位在世的天才
名單本身的排名不值得討論﹐反正任何評選﹐ 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喜好﹐也很難尋求一個所謂的共識或客觀性﹐有趣的是名單上百位天才﹐除了科學家以外﹐更多的是藝術家﹐文學家﹐音樂家等
專家小組的評分項目的其中一項﹐是範式轉移力
還有文化影響力
可稍談智力 -
名單本身的排名不值得討論﹐反正任何評選﹐ 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喜好﹐也很難尋求一個所謂的共識或客觀性﹐有趣的是名單上百位天才﹐除了科學家以外﹐更多的是藝術家﹐文學家﹐音樂家等
專家小組的評分項目的其中一項﹐是範式轉移力
還有文化影響力
可稍談智力 -
Friday, October 26, 2007
機制設計理論
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再一次由美國的學者奪得。三位微觀經濟學者赫維茨(Leonid Hurwicz) ﹑馬斯金(Eric S. Maskin) 和邁爾森 (Roger B. Myerson) 的機制設計理論 (Mechanism Design Theory﹐下文簡稱機制論) ﹐突破舊有經濟理論的框框﹐在如何有效分配資源方面﹐擴闊了政府和私營企業的視野。赫維茨英雄遲暮﹐ 年屆九十﹐退休後仍致力研究經濟﹐魄力驚人﹐似乎出色的經濟學家﹐都有一套養生之道﹐若能把善於攝生之術也公諸於世﹐則更加功德無量﹐善哉善哉。
機制論的本身﹐涉及不少技術性方面的問題﹐集中對其實際用途的討論﹐會比較適合大眾。生活離不開選擇﹐投胎轉世﹐當然不由自主﹐ 但自懂性以來﹐升學選科﹐就業出路﹐擇偶姻緣﹐無一不須費神﹐多加思索﹐ 希望用自己最有限的智慧﹐想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策略﹐ 最終作出自己認為最明智的抉擇。 人的一生﹐就在不同的終轉站上或進或退﹐彼此都在參與命運的博弈遊戲﹐博弈論(Game Theory)的靈感﹐亦因此而來﹐ 也為經濟學家約翰納殊(John Nash)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荷里活更將納殊的故事拍成電影<<有你終身美麗>> (A Beautiful Mind)﹐ 由羅素高爾主演。
博弈論實用有趣﹐其中的<<囚犯的兩難>>(The Prisoner's Dilemma)﹐ 更是闡述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 Game) 的經典。遊戲的設定如下: 兩名嫌犯同時被警方拘捕﹐而警方亦有足夠證據﹐ 向兩人提出起訴。在拘留期間﹐警方對兩名嫌疑犯﹐提出了相同的若干條件: 若其中一人指證對方﹐而對方保持緘默的話﹐背叛同謀的那一位可以免受牢獄之苦﹐默認的那位嫌犯﹐就要監禁十年﹔ 兩人若難兄難弟﹐守口如瓶﹐則各輕判監禁六個月﹔ 若兩人同時背信棄義﹐互相攻訐﹐則難逃五年的監禁刑期。問題是﹐兩人被單獨囚禁﹐排除了互相交換意見的可能性﹐他們最終會選擇風雨同路﹐還是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華容道呢?
答案是:在缺乏互動的情況下﹐訊息封鎖﹐兩人也只可瞎猜對方的心思。 若你猜測對方有背叛之意﹐根據分析模型的設定﹐你也應該出賣對方﹐這樣會比硬啃死貓的刑期少。 遊戲背後的最大假設﹐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兩名嫌犯的理性會蓋過感性﹐叛逆是唯一的出路。
囚犯的兩難﹐旨在說明在任何涉及雙方的交易和談判中﹐永遠有謀求雙贏的機會﹐而機制論屬於博弈論的一門﹐赫維茨早於四十多年前就已經反覆思考和研究任何決策過程中的來龍去脈﹐透視一切相關的外因和內因﹐資訊的質素又如何影響萬變的市場﹐而不同的資訊﹐又有不同的代理人或機構﹐若掌握不到決定成敗的資訊﹐又該如何作出一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在假設人皆自利的大前題下﹐要從市場上獲取多方面的資訊﹐決策者當然希望那些資訊代理人可以透露他們掌握的訊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代理人相信﹐共享訊息﹐最終能創造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
赫維茨研究的課題﹐可以引伸至制度的論爭﹐這難免要細說從頭﹐時空先放回上一個世紀。經濟跟政治密不可分﹐而上世紀關於政治思想的歷史皆圍繞著一個概念而發展 — 自由。通往自由之路﹐可謂九曲十三彎。有識之士在兜兜轉轉之間﹐不斷探求人類文明的新路向﹐如哲學家柏林提出正反兩面的自由權利﹐而海耶克則以<<通往奴役之路>>傳世﹐認為極權主義國家過度操控市場﹐最終使公民喪失應有的自由和政治權利。
是自由放任﹐還是干預市場﹐成為了近代政治經濟學的思潮。縱使各家觀點有別﹐但討論的核心問題一致﹐即國家應如何公平分配社會的資源及利益。古典自由理論學者認為國家應致力維護法治﹐充份保障私有產權﹐ 並反對一切獨裁政體借維護社會主義之名﹐而行謀取私利之實。
從歷史的教訓得知﹐管治者在制定國家政策時的路線取向﹐並不如學術思想陣營般敵我分明。要將理論融入現實世界﹐有如在陸地上再姿勢正確﹐倒不如縱身一躍﹐先嗆幾口水﹐才算是上了游泳的第一課。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自由民主發展不盡完善﹐直接或簡接導致後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西方社會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原本屬性中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應付日後複雜的國際政經生態作好準備。
到了上世紀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英﹑美及歐洲等國都奉行財赤的經濟政策﹐而英美政府更成為凱恩斯的信徒﹐主張政府應積極干預經濟發展﹐這個形勢一直至英國保守黨的戴卓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分別上臺﹐才得以逆轉。這兩位海耶克的忠實信徒﹐積極推行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自由經濟主義正式在英美當道﹐跟蘇聯分庭抗禮。
迄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兩大陣營對壘白熱化﹐最後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了冷戰結束後唯一的超級強國﹐而英美的第三條路線亦宣告面世 ﹐對內主導著克林頓和貝理雅的治國方略﹐對外則繼續向全球推銷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當中就包括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這項共識是一項關於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及貨幣穩定三為一體的思想模式﹐並由美國的經濟打手 —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負責執行。
赫維茨多年研究的結果﹐突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缺陷﹐即「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問題。資本主義當然亦並非完美。資本家發財﹐不一定立品﹐也就是近二十多年來歐美社會常掛在口邊的所謂「社會責任」﹐而經濟學家又應該如何幫助一個奉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有效管理經濟?
機械設計論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機制論使經濟決策者知道市場上的無形之手﹐在什麼時候會最有可能得到最想要的結果;第二﹐當市場失衡失控﹐決策當局又有何對策應付。
要為上述兩個問題出謀劃策﹐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們多年來皆不遺餘力。馬斯金和邁爾遜都認為﹐政府公開把大型基建項目招標﹐甚或外判政府部門的清潔服務﹐是其中的一些可行的方法。經濟學重視效益﹐從政府的角度看﹐價高者得﹐盡量達致庫房收益最大化就最理想﹐而對投標者來說﹐成交價其次﹐最重要是物超所值﹐或至少物有所值。
政府公佈底價﹐然後隨競投者在交投過程中﹐比價劃價﹐相互交換訊息﹐邁爾遜打破了過往制定公共政策的常規﹐即假設行政當局能掌握關於政策制定的一切資訊。要達致經濟上的最大效益﹐有必要把競爭引入公共服務的範疇﹐對工程的成本﹐務求作一個最合情合理且合法的預測及控制﹐不致嚴重超支﹐惹各方責難﹐ 當中的關鍵﹐在於合約的內容能否有效地把政府及承建商規管。萬一出事﹐司法部門又能否秉公辦理﹐廉政公署又能否先摸老虎屁股﹐一旦證據確鑿﹐依法辦理﹐把牛鬼蛇神一拼揪出﹐好等閻王發落?
簡而言之﹐機制設計理論突破了舊有的政府全知全能論﹐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進一步歌頌市場的偉大﹐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加以完善深化﹐並發揚光大。當然﹐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學說能否得以善用於社會民生﹐並不靠任何數學模型推演。任何經濟活動﹐最終離不開政治。在一個缺乏法治精神的社會﹐市場的力量給神化了﹐無形之手給官商綑綁了﹐癌細胞就會異變﹐並迅速蔓延至城市的每個角落﹐腐敗上層建築。當病毒肆無忌憚﹐挑戰臨界點的抗擊力﹐最終必觸動民間的免疫系統負隅頑抗。如此簡單的社會生態病理學﹐反智的官民不明白﹐也不難理解的。
機制論的本身﹐涉及不少技術性方面的問題﹐集中對其實際用途的討論﹐會比較適合大眾。生活離不開選擇﹐投胎轉世﹐當然不由自主﹐ 但自懂性以來﹐升學選科﹐就業出路﹐擇偶姻緣﹐無一不須費神﹐多加思索﹐ 希望用自己最有限的智慧﹐想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策略﹐ 最終作出自己認為最明智的抉擇。 人的一生﹐就在不同的終轉站上或進或退﹐彼此都在參與命運的博弈遊戲﹐博弈論(Game Theory)的靈感﹐亦因此而來﹐ 也為經濟學家約翰納殊(John Nash)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荷里活更將納殊的故事拍成電影<<有你終身美麗>> (A Beautiful Mind)﹐ 由羅素高爾主演。
博弈論實用有趣﹐其中的<<囚犯的兩難>>(The Prisoner's Dilemma)﹐ 更是闡述非零和遊戲(Non-Zero-Sum Game) 的經典。遊戲的設定如下: 兩名嫌犯同時被警方拘捕﹐而警方亦有足夠證據﹐ 向兩人提出起訴。在拘留期間﹐警方對兩名嫌疑犯﹐提出了相同的若干條件: 若其中一人指證對方﹐而對方保持緘默的話﹐背叛同謀的那一位可以免受牢獄之苦﹐默認的那位嫌犯﹐就要監禁十年﹔ 兩人若難兄難弟﹐守口如瓶﹐則各輕判監禁六個月﹔ 若兩人同時背信棄義﹐互相攻訐﹐則難逃五年的監禁刑期。問題是﹐兩人被單獨囚禁﹐排除了互相交換意見的可能性﹐他們最終會選擇風雨同路﹐還是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華容道呢?
答案是:在缺乏互動的情況下﹐訊息封鎖﹐兩人也只可瞎猜對方的心思。 若你猜測對方有背叛之意﹐根據分析模型的設定﹐你也應該出賣對方﹐這樣會比硬啃死貓的刑期少。 遊戲背後的最大假設﹐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所以兩名嫌犯的理性會蓋過感性﹐叛逆是唯一的出路。
囚犯的兩難﹐旨在說明在任何涉及雙方的交易和談判中﹐永遠有謀求雙贏的機會﹐而機制論屬於博弈論的一門﹐赫維茨早於四十多年前就已經反覆思考和研究任何決策過程中的來龍去脈﹐透視一切相關的外因和內因﹐資訊的質素又如何影響萬變的市場﹐而不同的資訊﹐又有不同的代理人或機構﹐若掌握不到決定成敗的資訊﹐又該如何作出一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在假設人皆自利的大前題下﹐要從市場上獲取多方面的資訊﹐決策者當然希望那些資訊代理人可以透露他們掌握的訊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代理人相信﹐共享訊息﹐最終能創造一個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
赫維茨研究的課題﹐可以引伸至制度的論爭﹐這難免要細說從頭﹐時空先放回上一個世紀。經濟跟政治密不可分﹐而上世紀關於政治思想的歷史皆圍繞著一個概念而發展 — 自由。通往自由之路﹐可謂九曲十三彎。有識之士在兜兜轉轉之間﹐不斷探求人類文明的新路向﹐如哲學家柏林提出正反兩面的自由權利﹐而海耶克則以<<通往奴役之路>>傳世﹐認為極權主義國家過度操控市場﹐最終使公民喪失應有的自由和政治權利。
是自由放任﹐還是干預市場﹐成為了近代政治經濟學的思潮。縱使各家觀點有別﹐但討論的核心問題一致﹐即國家應如何公平分配社會的資源及利益。古典自由理論學者認為國家應致力維護法治﹐充份保障私有產權﹐ 並反對一切獨裁政體借維護社會主義之名﹐而行謀取私利之實。
從歷史的教訓得知﹐管治者在制定國家政策時的路線取向﹐並不如學術思想陣營般敵我分明。要將理論融入現實世界﹐有如在陸地上再姿勢正確﹐倒不如縱身一躍﹐先嗆幾口水﹐才算是上了游泳的第一課。有學者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自由民主發展不盡完善﹐直接或簡接導致後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西方社會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原本屬性中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應付日後複雜的國際政經生態作好準備。
到了上世紀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英﹑美及歐洲等國都奉行財赤的經濟政策﹐而英美政府更成為凱恩斯的信徒﹐主張政府應積極干預經濟發展﹐這個形勢一直至英國保守黨的戴卓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分別上臺﹐才得以逆轉。這兩位海耶克的忠實信徒﹐積極推行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自由經濟主義正式在英美當道﹐跟蘇聯分庭抗禮。
迄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兩大陣營對壘白熱化﹐最後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了冷戰結束後唯一的超級強國﹐而英美的第三條路線亦宣告面世 ﹐對內主導著克林頓和貝理雅的治國方略﹐對外則繼續向全球推銷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當中就包括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這項共識是一項關於價格自由化、私有化及貨幣穩定三為一體的思想模式﹐並由美國的經濟打手 —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負責執行。
赫維茨多年研究的結果﹐突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的缺陷﹐即「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問題。資本主義當然亦並非完美。資本家發財﹐不一定立品﹐也就是近二十多年來歐美社會常掛在口邊的所謂「社會責任」﹐而經濟學家又應該如何幫助一個奉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有效管理經濟?
機械設計論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機制論使經濟決策者知道市場上的無形之手﹐在什麼時候會最有可能得到最想要的結果;第二﹐當市場失衡失控﹐決策當局又有何對策應付。
要為上述兩個問題出謀劃策﹐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們多年來皆不遺餘力。馬斯金和邁爾遜都認為﹐政府公開把大型基建項目招標﹐甚或外判政府部門的清潔服務﹐是其中的一些可行的方法。經濟學重視效益﹐從政府的角度看﹐價高者得﹐盡量達致庫房收益最大化就最理想﹐而對投標者來說﹐成交價其次﹐最重要是物超所值﹐或至少物有所值。
政府公佈底價﹐然後隨競投者在交投過程中﹐比價劃價﹐相互交換訊息﹐邁爾遜打破了過往制定公共政策的常規﹐即假設行政當局能掌握關於政策制定的一切資訊。要達致經濟上的最大效益﹐有必要把競爭引入公共服務的範疇﹐對工程的成本﹐務求作一個最合情合理且合法的預測及控制﹐不致嚴重超支﹐惹各方責難﹐ 當中的關鍵﹐在於合約的內容能否有效地把政府及承建商規管。萬一出事﹐司法部門又能否秉公辦理﹐廉政公署又能否先摸老虎屁股﹐一旦證據確鑿﹐依法辦理﹐把牛鬼蛇神一拼揪出﹐好等閻王發落?
簡而言之﹐機制設計理論突破了舊有的政府全知全能論﹐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進一步歌頌市場的偉大﹐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和列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加以完善深化﹐並發揚光大。當然﹐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學說能否得以善用於社會民生﹐並不靠任何數學模型推演。任何經濟活動﹐最終離不開政治。在一個缺乏法治精神的社會﹐市場的力量給神化了﹐無形之手給官商綑綁了﹐癌細胞就會異變﹐並迅速蔓延至城市的每個角落﹐腐敗上層建築。當病毒肆無忌憚﹐挑戰臨界點的抗擊力﹐最終必觸動民間的免疫系統負隅頑抗。如此簡單的社會生態病理學﹐反智的官民不明白﹐也不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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